见《史记·鲁周公世家》：“于是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这使得鲁国在春秋这个周室衰微、礼崩乐坏的时代，得以独享周公为王室制定的最为完备的礼乐文化和典籍仪节，以至于各诸侯国纷纷到鲁国来观摩和学习周代礼仪文化。而跟随母亲住在鲁国都城阙里的小孔丘，在这种庄重典雅的礼仪文化环境中长大，从小就得以对这些悠扬繁盛的钟磬乐舞耳濡目染，不知不觉间培养出了一种浩然从容的高贵仪范。《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尝陈俎豆，设礼容。”说的就是孔子幼年时为鲁国都城浓重的礼仪文化所熏陶，就连做游戏、过家家的内容都是在模仿礼仪文化的典雅庄严的过程。
清代儒者郑环所辑《孔子世家考》载：“圣母豫市礼器，以供嬉戏。”是说颜徵在为了培养小孔丘对于礼乐文化的兴趣，专门为小孔丘买来了礼器，让他拿礼器当作玩具来做游戏。这种说法当然是一种充满敬意的推测，但是却把孔子幼年所经历的鲁国礼仪文化环境给狭隘化了。实际上，儿童的游戏兴趣，并不以父母的良苦用心为转移，而是一种社会文化环境的折射。比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孩子普遍爱玩打仗的游戏，而进入新世纪的孩子则普遍爱玩网上的赛车、格斗游戏，这些都是社会文化环境使然。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诸侯兼并剧烈，并不是一个礼乐文化占主流的时代，但孔子所居住的地域处于鲁国都城的“阙里”，紧邻宫阙庙宇，礼乐典仪相对频繁，礼乐氛围相对浓厚，从而使幼小的孔丘产生模仿的冲动，这应该是一个合乎历史逻辑的事实。
有一个因素是应该特别强调的，那就是作为相礼世家的孔子母族对小孔丘的影响。孔子的父族三代武士，是武士世家。而孔子的母族颜氏家族所从事的则是祭祀典礼仪式上相礼职业，在孔子开创具有思想文化意义上的儒家传统之前，“儒”这个名词所代表的就是从事这种古老的相礼职业的人。
章太炎在上世纪初作《国故论衡》，有《原儒》篇：“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私名为儒：《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高。’”
胡适对此评价说：“太炎先生的大贡献在于使我们知道‘儒’字的意义经过了一种历史的变化，从一个广义的、包括一切方术之士的‘儒’，后来竟缩小到那‘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的狭义的‘儒’。”见《胡适文集第5册·卷一·说儒》（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论语·雍也》记：“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所谓“君子儒”，就是担当天下大任之儒，也就是“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见《论语·泰伯》。之君子，也就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同上。之士。
所谓“小人儒”，即原始儒，就是孔子为“儒”注入新的精神力量和历史使命之前的以相礼为职业而谋生的“儒”。
在孔子的时代，是一个新儒（君子儒）和旧儒（小人儒）杂处的时代，所以孔子才敦敦教导他的弟子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所以墨子才抓住小人儒的特征来攻击儒家：“且夫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为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之……因人家财以为□，恃人之野以为尊。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此衣食之端也！”
见《墨子·非儒》（《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这虽然是一段攻击谩骂性的表述，但从其中我们却可以看出原始儒者（小人儒）的一般生活状态：贫穷，不从事生产性劳动，熟悉礼乐并以此为傲，为别人主持丧礼、咨询礼仪，并以此获得报酬谋生。
从现有的史料来判断，孔子母子到鲁国都城来投奔的母族颜氏家族，从事的正是这样一种近似于原始儒者的相礼职业。“他们虽然不是新朝的‘士’，但在那成周、宋、卫、齐、鲁诸国的绝大多数的民众中，他们要算最高等的一个阶级了。所以他们和‘士’阶级最接近，西周统治阶级也就往往用‘士’来泛称他们。”
见《胡适文集第5册·卷一·说儒》。也正是因为母族的长辈从事这样一种职业，与母族亲戚朝夕相处的武士世家出身的小孔丘才没有像父亲叔梁纥那样从小舞枪弄棒，长大后成为一名“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武士，而是“为儿嬉戏，尝陈俎豆，设礼容”，从小就醉心于礼乐典仪之事，从而培养起了礼乐文化意识，积累起了礼乐文化知识，为他将来在“礼崩乐坏”之际改造旧儒、创立“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新儒、以布衣之身承担起中华民族继往开来的天命大任打下了礼乐文化的基础。
但从生活条件和生存环境的层面上来说，小孔丘母子两人所面临的现实却是极尽艰难的。不管什么原因导致颜徵在带着幼子离开陬邑夫家，她的行为对于夫家来说，也构成了“自出”。
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子思生卒考》引《谢梅庄遗集纂言外篇》：“子上不丧出母，庶子为父后也。门人先君子丧出母之问，谓孔子于颜夫人也。以自出为被出，以先君子为伯鱼，此读檀弓者之卤莽。”所谓“自出”，就是自出于夫家，从此不再是夫家的人了。对于嫁入夫门的女子来说，“被出”是一种灾难，更是一种耻辱。而“自出”何尝不是如此？都有一种巨大的无奈笼罩在头上。如果说“被出”是由于过错造成的惩罚（合理与否另当别论），而“自出”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虽然没有那么大的耻辱感，但是其面对的艰难生计却丝毫不减，况且颜徵在还带着幼年的小孔丘。
对于逐渐长大的小孔丘来说，他所首先感受到的，并不是生计的艰难，而是社会的歧视，特别是来自同龄人的歧视。“没爹的孩子”这句话在别的地方也许是一句含有同情意味的表述，但在曲阜本地则是一句不折不扣骂人的话。这句骂人的话包含的内容很多：野种，杂种，母亲淫荡，没有家教……诸般意蕴都尽在其中。而小孔丘在当年的鲁国都城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没爹的孩子。这种歧视还不仅仅停留在人格的蔑视上，甚至还会延伸到孩童社会的行为逻辑中。“没爹的孩子”也就意味着你受到了欺负或殴打，没有一个成年男性出面保护你，为你撑腰，替你找回公道。所有这些，在史籍中都没有记录，但是我们却可以从太史公得自于曲阜民间的“孔子为儿嬉戏，尝陈俎豆，设礼容”的描述中隐隐感到一种悲凉和孤独。孔子生于春秋乱世，乱世也就意味着兼并剧烈、战争频仍，是个崇尚武力的时代。实际上，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就是一位“以勇力闻于诸侯”的大英雄。在这样一个时代，男性孩童们所争相模仿的，应该是武功高强的勇士，而不是高冠博带、文弱纡缓的儒者。所以，“孔子为儿嬉戏，尝陈俎豆，设礼容”，是否也意味着，作为一个“没爹的孩子”，他被歧视并且被排除在正常的孩童社会之外，不得不更多地与母族的儒者相处，从而孤独地嬉戏于模仿相士们的祭祀举止呢？
夫子自陈：“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
见《论语·子罕》。《史记·孔子世家》则说：“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蓄蕃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