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需要对“贫”和“贱”做一分疏：在春秋时期，贫与贱并不是完全相等的概念。春秋之际，是各个社会阶层上下流动最活跃的时期。各国邦国内部剧烈的政治斗争，市井的繁华和新兴工商业者财富的积累，新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的崛起以及兼并战争的逐渐扩大所带来的对人才的极度需求，所有这些，都使得原有的封建等级的固定性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坏，败落的贵族阶级社会地位下降，新兴势力及其附庸的社会地位得到显著提升。但是上升和下降都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所以就出现了“贫而不贱”的阶层——如破落贵族，也出现了“贱而不贫”的阶层——如新兴工商业者。孔子的弟子颜回就是一位“贫而不贱”士族成员。夫子说自己“少也贱”，史公说孔子“贫且贱”，都是有具体含义的。夫子只言“贱”而不言“贫”，是出于夫子“安贫乐道”的价值观，但是“贱”对于孔子来说却是少年时代最为痛苦的回忆。后儒不察，把“贫”与“贱”相互混淆，是一种对历史的误读。史公说得很清楚：“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蓄蕃息。”孔子长大之后，得到了这两个职位，就已经摆脱了少年时的“贫且贱”了。
曲阜当地一直流传着孔子少年时跟随着专门服务于红白喜事的响器班做吹鼓手的故事。这种传说，恐怕与孔子的母族所从事的相礼职业有直接的关系。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孔子稍微长大之后，体会到母亲维持生计的艰辛，主动跟随母族的相士们去为重视安葬死者的人家服务，做些吹打弹唱的“鄙事”，可能还有其他形式的一些“鄙事”，如跑腿、提篮、扫地、送柴、推车、挑担等少年人可以干得动的活计，帮助母亲贴补家用，是在情理之中的。很多历史著作中把孔子做的“鄙事”说成是做“乘田委吏”，也就是作为贵族家管理牛羊和仓库的负责人，实际上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能在大贵族家做到某一方面管理人也即家臣的职位，已经是下等贵族（士）的工作，绝不是一般平民所能期盼的。“乘田委吏”的工作，是在母亲颜徵在去世之后，孔子通过埋葬母亲，获知了父亲的真实身份，找回了自己得以跻身于下级贵族行列的理由之后才得到的工作。那个时候，孔子已经成年，不复少年矣。
一代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不是没有理由的，更不是未经磨砺、“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樊迟问仁，夫子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见《论语·雍也》。不去详细体察夫子幼年、少年时遭受的屈辱与磨难，是不能真正理解夫子这句话所蕴涵的发自夫子生命深处的人生哲理的。
身处屈辱与磨难之外的人无疑是幸运的，可以在享受人生的同时，从容地观察和揣摩苦难中人的感触与得失。身处屈辱与磨难之外的人往往又是不幸的，因为他可能永远没有机会获知什么是真正的人生动力、什么是体验和思想的深刻性。但是，长时间地身处屈辱和磨难之中也往往会使人感到茫然和麻木。真正麻木了也就无从体验和思考了。但是，在麻木到来之前，他或许会在静夜无数次地向苍天发问：难道我被生下来，就是为了让我来承受这些屈辱与痛苦吗？
当年那个从小就被人骂作“没爹的孩子”、未满弱冠就去当吹鼓手、在市井与林野间为别人家的丧事忙碌奔波而赚取些微生计之资的小孔丘，在看不到人生出路的时候，是否也曾经这样向苍穹发问呢？
《论语·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夫子坦承：到了十五岁，他开始有志于去追求学问。
按照“周礼”的规定，贵族子弟“人生十年曰幼，学”。
见《礼记·曲礼上》。“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衣不帛襦袴；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
见《礼记·内则》。比起十岁就学的贵族子弟，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可谓晚矣。古代十五岁行“成童礼”，已经过了“学《乐》诵《诗》舞《勺》”的年龄段，开始“舞《象》，学射、御”了。孔子的“少也贱”，由此可见也。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十五岁之前，孔子没有开始他的学习历程。实际上，孔子的学习历程开始得很早，“孔子为儿嬉戏，尝陈俎豆，设礼容”，这说明早在幼儿时期，孔子就已经开始学习礼乐文化了。只不过，这时候的学习不是一种有意识的、正规的学习，而是一种发自内心地对于礼乐文化的本能热爱，是一个孩童在观摩了成人社会的祭祀礼仪之后，从生命本体中自然流露出的天然模仿。这种本能热爱和天然模仿随着年龄的增长自然发展为一种学习的渴望和冲动，但是由于身份的限制和生计的艰难一直被压抑着，到了十五岁这一年，从孔子生命深处导出的学习渴望终于突破了这种压抑，强化到了意识层面，并进入了正规的学习轨道。
同时，时代的剧烈变化，也为孔子进入正规的学习渠道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种变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起于当时社会阶级的流动，即上层贵族的下降和下层庶民的上升。”
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很多，但就技术层面而言，最直接的原因则是原来专属贵族集团的礼乐官学教育逐渐向平民（庶民）开放，而这种向下开放的本身一是各种新兴势力集团对于人才的需求所推动，另外也是为了满足下层庶民对于提高自己政治经济地位的强烈渴求。总之，“庶人的上升对传统‘士’阶层所造成的激荡更为严重。到了春秋末叶，士庶的界限已经很难截然划分了”。
同上。孔子应该就是在这种社会剧烈变化的条件下，同时也得到了来自母亲家族一些帮助，从而获得了进入正规的学习渠道——士族官学的机会，去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等《周官》所规定的“小六艺”技能的。
六艺在周王朝应该就是小六艺。所谓大六艺，也被称为“六经”，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只是孔子以后的说法。在孔子之前，《诗》《书》《礼》《乐》《易》《春秋》为王官之学，也是周王朝神圣的典章制度，为职官所掌，世袭所传；所谓小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礼即相礼，乐即奏乐，射即射箭，御即赶车，书即书写，数即计数，此为贵族阶级进行祭祀、典礼、社交、作战、生产管理等工作的基本技能。
周王朝的学校也分为大学与小学。《礼记·王制》载：“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宫。”
“宫”即鲁国之“泮宫”，意即一半为水，一半为宫。泮宫临水而建，一是守诸侯之礼，比天子的辟雍规模减一半；二是取水之灵气，所谓“智者乐水”之意也。曲阜古城的古泮池一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存在，古泮池就是当年鲁国泮宫所在地。只是到了上世纪中叶之后，泮宫被拆毁，又过了三十年，连古泮池也被毁弃，原貌彻底破坏，现仅余部分水面，与乡间的泥水坑无甚差异了。此是后话。
小学的名称在当时被称为“乡校”，《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有郑国子产反对毁掉“乡校”的事迹，孔子对子产保护“乡校”的做法给予很高的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