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礼记·冠义第四十三》。这也就是说，冠礼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礼仪程序，是人生的“礼之始”。而冠礼又与“结发”仪式密不可分，加冠之前先要“结发”，即把头发盘成发髻，以与童年的发式相区别。男子“结发”完毕，然后才可行冠礼。女子“结发”完毕，才可行笄礼。在这之后，就表示男女已经成人，可以行成人之事，即结婚成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的“结发夫妻”，其由来就在于此。
成人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结婚。《礼记·昏义》曰：“昏礼者，将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由此来看，无论是冠礼还是昏礼，在“周礼”的规范中，都不是个人私事，而属于“礼之大体”，关乎礼乐制度的根本。当然，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不守礼的大有人在，但立志“克己复礼”的孔子不应该不守礼。还有一种人可以不守礼，那就是“野人”，因为“周礼”是为“国人”规定的。但孔子不是“野人”，而且在十七岁葬母之后，已经找回了自己“从大夫之后”的贵族身份。所以，无论是冠礼还是昏礼，对于孔子来说，都是应该严格按照“周礼”的规定来取舍的人生之大事。
但是，如果按照《史记·孔子世家》关于孔子生年的记载（亦是现在官方所确定的孔子生年），孔子果然生于襄公二十二年（前551），那么，孔子与亓官氏结婚的时候，就只有十八周岁，十九虚岁（按照《孔子家语·本姓解》的记载，孔子于鲁昭公九年（前533），取宋人亓官氏为妻）。即使按照鲁国传统的计岁方式，孔子结婚娶妻之年亦未曾达到结发加冠的年龄。未结发加冠而先行娶妻，是严重的违背“周礼”的行为。作为当时已经熟于“周礼”，并且找回了自己贵族身份的孔子来说，这种违礼行为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情，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如果孔子的确是在鲁昭公九年结婚娶妻，并在下一年，即鲁昭公十年生下儿子孔鲤（获昭公赐鲤鱼而名之）的话，只有一种解释才是说得过去的，即孔子的生年应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而不是现在官方所采用的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
孔子于鲁昭公九年结婚娶妻，并于鲁昭公十年生子伯鱼，有力地佐证了江晓原先生关于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的科学推论。
参见江晓原的两篇文章：《正确的孔子诞辰：公元前552年10月9日》（载台湾《历史月刊》1999年第8期）与《关于孔子诞辰的一些说明》。
关于孔子诞生的月与日，江晓原先生的推论比现在官方所采用的日期（阴历八月二十七日，约为公历9月26日左右）推迟了十天以上。根据我在上文作出的孔子的诞生源于孔子父母在官方设定的“高禖”男女欢会之日结合而受孕的结论，江晓原先生推论的日期无疑更符合孔子诞生的实际情况。根据《礼记·月令》的记载：“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仲春应为二月下旬至三月上旬期间，周朝行“周历”，“周历”的二月下旬与三月上旬即为夏历的十二月底与来年的一月初。考虑到当时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出2℃左右，周历的仲春（夏历一月初）出现“始雨水，桃始华”的自然现象是可能的。如果孔子的父母在仲春之月（夏历一月初）的“高禖”之日欢会并且受孕，那么在夏历的九月上旬（公历十月九日）诞下孔子就极为合理。
综合各种历史因素，我认为天文历史学家江晓原先生关于孔子诞生的结论是合乎逻辑并且符合历史真实的，即孔子诞生在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公历10月9日。
如果按照现在官方所采用的孔子诞生纪年（即《史记·孔子世家》的纪年），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的话，那么孔子结婚的年龄就是十八周岁，十九虚岁，属于未冠而婚，严重地违背了“周礼”。对于一生以维护“周礼”为神圣使命的孔子来说，这样的诞辰纪年是有误的。
太史公记载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丘云。字仲尼，姓孔氏”。所谓“圩顶”，就是中间低，四周高。现今曲阜的尼山山顶依然是这种地貌特征，所以太史公说“故因名丘云”，就是因尼丘山的山形地貌与孔子的头顶特征相像，为孔子取名为丘。太史公一定到过尼山
后世因避孔子名讳，把尼丘山改名为尼山。，所以才会写出这样生动的文字。又因叔梁纥有一长子，孔子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但“姓孔氏”一说，却有争议：古人姓与氏是分开的两个概念，并不合一。“姓”字从女从生，是代表母族的标志；氏则是代表父族的标志。按照古人的概念，孔子应该名孔丘，字仲尼，子氏而颜姓。但也可能到了孔子之后的战国时代，社会演化剧烈，人们的姓氏观念也发生了合二为一的转变，姓氏合称，孔子的后人便以孔子名的第一字“孔”为姓氏，从此传承下来。至于《孔子世家谱·纂要》上所说：“嘉为宋大夫，五世亲尽，别为公族，遂异子姓，而以字为氏，此我子姓改孔之始也。”此说显然牵强而缺乏依据。孔父嘉的儿子木金父、木金父的儿子祁父、祁父的儿子防叔、防叔的儿子伯夏、伯夏的儿子叔梁纥，孔父嘉之后五代都不称姓氏，何来以孔父嘉的字为氏，“此我子姓改孔之始也”？况且文字的逻辑表述也讲不通：“而以字为氏，此我子姓改孔之始也”，依然是姓与氏混淆不分，不合古代姓氏常识。
在此有必要作一下历史的复原工作：
孔子先祖到了父亲叔梁纥这一代，已是传承三世的武士家族，建立了刚健的武学家风，所以才成就了叔梁纥这样一位“以勇力闻于诸侯”的不世英雄。而孔子的母亲颜徵在却出生在鲁国大族颜氏之家，颜氏家族据考证为鲁国的附庸小国小邾国第一代国君颜友的庶支后裔，其先祖是商朝曹姓方伯，为传袭殷礼之旧族。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引明儒陈士元《论语类考·卷六》认为颜回的“远祖邾武公（字伯颜）为鲁附庸改称颜氏以后，十四世皆仕鲁为卿大夫。至颜回的祖父则已降为‘邑宰’，可能已是‘士’了”。颜景琴、张宗舜所著《颜子评传》认为“小邾臣于鲁国之后，逐渐沦为鲁国的一个邑，掌国贵族又在鲁国任重要职务，便迁至鲁都居住，其后人也就成了鲁国人，小邾因之不复存在了。颜氏本为小邾掌国贵族世家，后小邾虽为鲁国附庸，但其政治经济地位尚无重大变化，所以仍不失为鲁国望族之一。到颜子（颜回）时代，颜氏在鲁国的地位已日趋下降，大多数族人都沦为士的阶层”。这两部著作都没有提及《左传·昭公十七年》（孔子二十七岁，向郯子请教上古少昊氏鸟官名）记载小邾国国君穆公（小邾子）来朝鲁国，昭公“与之燕”，“穆公赋《菁菁者莪》”，以及《春秋经·哀公四年》（孔子六十一岁，颜回三十一岁）记载：“宋人执小邾子。”等确切之史实。由此来看，定居鲁国都城的颜氏家族只是小邾国君庶支一系，并非小邾国掌国贵族之嫡系传人。从孔子的学生中有八人出自鲁国颜氏家族来看，颜氏家族在鲁国应为相礼之家，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颜氏家族会有这样众多的子弟跟随孔子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技能
“礼乐射御书数”的“小六艺”以“礼”为首，这里的“礼”即“相礼”之意。。颜氏之女颜徵在出生在相礼之家，应该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识。叔梁纥与颜徵在结合，在某些方面也意味着以武传家的家风与以文（相礼为原始儒者的职业）传家的家风的结合。叔梁纥与颜徵在为老夫少妻，面对出身相礼儒者之家的小妻子，叔梁纥想必会把家族传下来的由宋迁鲁的历史讲给颜徵在听，以表明自己的血缘高贵。孔父嘉是叔梁纥的先祖中最有身份的人物，当然会给颜徵在留下深刻的印象。孔子出生后，具有深厚文化意识的颜徵在建议丈夫从先祖孔父嘉的字中拿出“孔”字，与尼丘山的“丘”字结合，作为儿子的名，从而提升儿子的身份，这应该是孔子得名“孔丘”的应有过程。孔丘成年有为，被尊称为“孔子”，从此，“孔”才作为家族的标志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孔氏家族之“孔”姓氏的由来，应该由孔子始。因为从孔子开始，“孔氏家族”才真正形成，“孔”作为家族的父系血缘标志才得以代代相传。
后世的一些孔氏家学文献如《孔氏祖庭广记》《阙里谱序》《孔庭摘要》等，根据《史记·孔子世家》里面的一句“祷于尼丘得孔子”和民间关于孔子诞生的传说，讲述了一个孔子具体诞生过程的故事：叔梁纥与颜徵在成婚后，盼子心切，经常去附近的尼丘山祈祷山神保佑降子；在孔子出生的那一天，颜徵在又独自去山上祈祷，下山时在山脚的一个山洞休息，诞下孔子。后人把这个山洞称为“坤灵洞”，又称“夫子洞”。
又：曲阜当地口语中“孔”与“洞”接近同义，几乎“孔”“洞”不分。孔子之所以名“孔丘”，是否可能与传说孔子生于“洞”中有关？“孔丘”倒置即为“丘孔”，山洞也。作为一种猜测，记此。
曲阜当地百姓中间千百年来流传着一个更具神话色彩的传说：孔子生下来之后，颜徵在产后虚弱，独自一人无力把孔子抱回家，就把小孔丘放在半路的野地里，用柴火遮住。颜徵在的娘家颜母庄距离尼丘山很近，因此颜徵在选择到娘家颜母庄喊人帮助。到了庄前的一口井前，颜徵在又累又渴，实在走不动了，就趴在井边休息，井水虽然近在眼前，却无法喝到。颜徵在说：要是这口井能够扳倒过来该多好呀！于是，奇迹发生了，那口井应声倒了过来，让颜徵在顺利喝到了水。这口井被命名为“扳倒井”，作为“圣迹”之一被保存在今天的颜母庄前。颜徵在从娘家叫上了人来接小孔丘，却发现小孔丘不见了，后来在山洞里找到了小孔丘，与小孔丘在一起的还有一只在洞里为他喂乳的母老虎和一只在山洞门前为他用翅膀遮住骄阳的苍鹰。这个传说在曲阜当地简称为“龙生虎养鹰打扇”。当然，这个民间传说显然具有很大的神话想象成分，但却反映了孔子故里的百姓对孔子崇敬与自豪的感情。
由此，孔子诞生了，中国的人文历史也将从这一刻起发生巨大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