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族群联盟的中心就是以龙图腾为主要崇拜物的黄帝部落。是他们首先发明并开始使用原始汉字，从而拥有了与天地祖宗对话的特权。这个部落的核心是巫师阶层，而那位被称为“黄帝”的人，是在与天地祖宗的对话中最有灵验的巫师，是天地祖宗诸神的代言人，是“天的儿子”。
这个族群的四周，是“南蛮”、“北狄”、“东夷”、“西戎”等众多部落群体，具体数目不详，但绝不是用“东西南北”这样四个方向性名词所能概括得了的。实际上，即使在黄河中下流域的中心地带，也依然是一种“华、戎”杂处或者是“华、夷”杂处的局面。
钱穆先生论曰：“所谓诸夏与戎狄，其实只是生活上的一种界线，乃耕稼城郭诸邦与游牧部落之不同……惟其为耕稼的社会，故有城郭、宫室、宗庙、社稷、衣冠、礼乐、车马、货贿，此则为诸夏。惟其为游牧的社会，故无上述城郭、宫室诸文物，而饮食、衣服种种与诸夏异，而成其为蛮夷戎狄。耕稼与游牧，只是一种经济上、文化上之区别，故曰：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华夏部族所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除却错落散处的几十个乃至百数十个城郭耕稼区域以外，同时还存有不少游牧部落纵横出没，只不侵犯到城郭诸邦的封疆以内，双方可以相安无事”。（见钱穆《国史大纲·霸政时期·霸前时期之形势》。 ）
钱穆先生所论应大致符合上古时代的情景，但还需详加分疏，才能更加贴近上古的真实状态。
实际上，东南西北之“夷狄蛮戎”，不能统而论之，不能把他们都统称为“游牧部落”；即使生活在黄河中下游流域与“诸夏”杂处的“戎狄”也不能统而论之，更不能用“游牧部落”概括之。
当时“诸夏”部族先民眼中所谓的“南蛮”，实际上是指当时生活在黄河流域以南的长江流域的先民。近代出土的文物证据完全可以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那里已经发展出成熟的农业文明，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几乎同时期发展的良渚文化，主要以雕刻精美、造型独特的玉石作为礼器。到了黄河流域进入以青铜器为标志的夏商礼乐时代，那些地区先民在同时发展出了与黄河流域礼乐文明相媲美的成熟的礼乐文明社会，并且与黄河流域建立了往来密切的关系。近年来的出土文物和古文化研究都证明，长江流域的太湖地区是夏禹活动的主要地域之一，属于禹夏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断发文身”、“岛夷卉服”，只是因特殊的气候条件形成的特殊装束而已，并不代表他们的文明程度落后于中原。他们的生存方式既然早就以农耕为主，当然不能把他们称之为“游牧部落”。
至于处于东方海岱（齐鲁）地区“东夷”之人，他们中的大部分部落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与“诸夏”融为一体，成为“诸夏”的一部分，并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龙山文化对应的东夷虞舜部落作为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部落时期）内主导着“诸夏”文化。“夷”的字形是人携带着弓，这说明早在远古时期，海岱（齐鲁）地区的居民是以渔猎为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是一个由众多善于射猎的部落组合成部族群体。公元前4100—前3000年的“大汶口文化”和紧随其后的（前3000—前2000）龙山文化就是崇拜鸟图腾的“东夷”文化。有出土文物和相关研究表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直到龙山文化的鼎盛期，“东夷”人发展出了以“空足鬶”为标志的酒礼文化（酒礼文化出现的前提是粮食的丰收，即农耕技术的提高），把中国的古礼文明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并且以强大的文化生命力向西推进，直接影响了庙底沟二期文化（位于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的形成与发展（以陶斝为标志），并把影响延伸到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酒礼制度是夏商两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核心内容。从礼制体系上看，龙山时期与夏商时期一脉相承，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也大致相同……龙山与夏商时期是使用酒礼器的阶段。而夏商时期的突出变化是青铜酒礼器的出现。”（见卜工《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第四章·第五节》（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如果我们把古代典籍与出土文物对照来看，兴盛于黄土高原的仰韶文化是以彩陶礼器为其标志的，相当于上古三代文明的“尧”时期，“尧”即“窯”，即“窑”，烧窑之意也，所以“尧”建的“唐”（“唐”通“煻”，烘焙之意）王朝也被称之为“陶唐”。尧时期的陶唐文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光辉灿烂的文化，因为华夏族群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了熠熠生辉的色彩——彩陶诞生了。
对于美的追求在中国古代的大地上持续不断地延续着——发源于海岱（齐鲁）地区的大汶口文化的晚期和龙山文化的鼎盛期，相当于上古三代文明中的“舜”时期。舜也称“虞舜”，据说姓姚，名重华。“虞”，古时即葬而祭之称。《释名·释丧制》：“既葬，还祭于殡宫曰虞，谓虞（娱）乐安神，使还此也。”“舜”可训为“葟”，《尔雅》：“葟，华荣。”就是美丽的花。“姚”即“娆”，美好之意。“重华”即繁花。“姚重华”也就是“舜”，就是美丽的繁花。“虞舜”就是用繁花来祭祀娱神。“虞舜”可以解释为一种使用鲜花进行祭祀的优雅的礼仪，发明并执行这种优雅礼仪的部落也被称为“虞舜”。这种以花娱神的仪式是酒礼的组成部分，而酒礼又是在以彩陶为中心的古礼基础上发展而来。看来，酒礼是一种包括了使用美丽的鲜花进行祭祀的繁复而优雅的礼仪形式，是中国上古礼仪的高级阶段。
舜是“东夷”人。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史记》载：“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大汶口晚期文化和龙山文化以大量而独特的陶制酒礼器为标志，可见当时东夷族群在农业耕作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因为酒的大量制作只能出现在粮食丰收的基础上。大汶口晚期文化和龙山文化向西方的挺进和对南北的影响，证实了“东夷”文化在那个历史时期领导着亚洲大陆文明发展的潮流，而舜就是这个时期“东夷”文化的代表人物。而舜之后的禹和他开创的禹夏时代，则是一个因洪水的泛滥而兴起的王朝（传说禹生于石纽，是昌意和颛顼的后代，而昌意和颛顼都生于若水，也就是今天四川的雅砻江）。舜和他所代表的龙山文化地处黄河的下游，是洪水泛滥的直接受害者。面对汹涌而来的洪水，东夷的先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避往附近的山地，要么往远处迁徙。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文物表明，这是一个以鸟为图腾的部族遗存下来的礼器，其中一件青铜器龙虎尊与商代早期的同类器物极其相似，特别是上面的饕餮纹饰，与商代的同类器物上的纹饰几乎一脉相承，显现出明显的同质文化特性。殷商王朝是东夷部族继禹夏之后建立的王朝，在时间上与三星堆出土文物的主人大致处在一个历史阶段。是否可以这样推断，三星堆出土文物的主人，或许是一个曾经生活在海岱地区的东夷部落，他们为了躲避洪水，辗转迁徙到了西南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