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一部分东夷部落迁徙的方向，可能是现在中国的东北地区，那里地势高岸，森林茂密，他们与当地部族融合，适应当地的自然条件，延续并振兴了“弓箭射猎”的生活方式（“夷”就是人携带着一张弓），后来的肃慎族、靺鞨族、高句丽族、女真族就是他们与当地部族融合后繁衍的后代。
还有一部分东夷部落迁徙的方向是黄河中游地区的黄土高原，那里距离他们最近，迁徙起来也最为方便。在那里，他们成为禹夏王朝的组成部分，接受禹夏部落作为部落联盟的领袖。后来，这些东夷部族的首领“汤”领导一个部落联盟推翻了禹夏最后一个国王“桀”的统治，建立了商朝。这个“汤”就是孔子的先祖，而据说“汤”的先祖是“契”。在传说中，“契”的母亲简狄（有狨氏之女，显然是来自“北狄”部族）“吞玄鸟之卵而生契”，所以商汤一族是子姓，孔子也是子姓。因为卵就是蛋，而蛋就是子。在山东一带，那里的老人们至今还把鸡蛋称为“鸡子”。
当然还有东夷部落在大洪水到来之时选择躲避在附近的山坡高地，重拾狩猎采摘生涯，艰难度日，等待洪水的慢慢消退，他们就是后来典籍中屡有记载的“东夷九族”。由于没有与其他部族杂居，他们保留了最多的东夷文化传统，这就是春秋时期孔子向郯国的君主请教上古东夷鸟官名的原因。
由于缺少文字的留存，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那是一个隐身于传说中的年代。其实，对于两千多年前的太史公来说，那个漫长的年代也是模糊不清的。所以，太史公根据上古传说，对那个漫长的年代进行了人格化的处理，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读到的故事——以彩陶为标志的仰韶文化阶段化身为“唐尧”，而以繁复优雅、伴有鲜花祭祀的酒礼为标志的大汶口晚期文化和龙山文化则化身为“虞舜”。到了夏禹时代，一代代传承的历史在太史公笔下开始变得清晰起来，虽然我们今天依然无法知道太史公依据的是什么，但我们应该相信他是有依据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已经显现出强烈的禹夏文化的特征，虽然还缺乏出土文字资料的支撑。大量殷商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相信，找到禹夏时代的文字资料是一件可以乐观期待的事情，因为殷商时代大量成熟的甲骨文字不可能骤然冒出来，它们必然有一个漫长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源头也许更早，但它的成长期就应该发生在禹夏时代。
上面说完了南蛮和东夷，下面再说一下西戎和北狄。
西戎与夏禹有密切的关系，上面已经提到的“禹生于石纽”，“石纽”在羌地，西戎也就是西羌，这样说来西戎与夏王朝有着很深的关系。西戎与建立周王朝的姬姓族群显然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族群通婚关系。《史记·周本纪》载曰：“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邰”亦“斄”，牦牛之意也。“姜”亦“羌”，“姜原”即“羌原”也。西戎即西羌，也有人说西羌即东夷的姜姓部落西迁而去。《史记·六国年表》载：“禹兴于西羌，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这就是说禹夏、西周、秦王朝这三个朝代都兴于西羌部落。《史记·秦本纪》记曰：“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所谓“帝颛顼”和吞卵生子之事均属东夷族群的历史传说。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西戎就是“诸夏”甚至是“东夷”的一部分。到了东汉末年，羌族还在华夏政治格局中扮演过重要角色，董卓进驻长安带的就是羌兵。西蜀的五虎上将之一马超也是出生于羌族的军事领袖。至于羌融入藏，称藏羌，成为藏族的一部分，那就是后来的事情了。
“北狄”的成分要复杂一些。因为“北狄”与中原“诸夏”民族的恩怨关系几乎伴随着整个中国的历史，其中数次入主中原，最近的一次是满族，他们建立的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
“北狄”的一支是属于通古斯民族的肃慎、勿吉、靺鞨、女真等部落，他们都是以鸟为图腾的部落，与齐鲁地区的东夷部族应该属于同一族系。
“北狄”另一支是“东胡”，其中包括乌桓、鲜卑、柔然、契丹等部落。后来兴起于北方草原的蒙古部落，就是鲜卑族的后裔之一。蒙古语与鲜卑语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都属于通古斯语系，因此有人主张把鲜卑语称为蒙古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