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摇篮期(1)

 

印刷术问世后的头50年被称作“incunabula”,字面上是“摇篮时代”的意思。到了印刷机步出摇篮之时,童年的概念已经进入了摇篮。然而,童年的摇篮期持续了大约两百年。在十六七世纪以后,童年的概念普遍被承认是“存在的”,只是事物自然法则的一个特点而已。J.H.普拉姆在写有关童年的摇篮期时指出:“儿童越来越成为受尊重的对象,它是一个特别的产物,有它不同的本质和不同的需求。他们需要与成人世界分离并受到保护。”1“分离”当然是个关键词。在将人进行分离的时候,我们创造了各阶级的人,其中,儿童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而且人性的范例。但普拉姆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儿童被从其他人群中分离出来,并非因为他们据信有“不同的本质和不同的需求”。他们据信有不同的本质和不同的需求,是因为他们已经被从其他人群中分离出来。他们被分离,是因为在他们的文化中他们要学习如何读书写字,如何成为印刷文化所要求的那种人,这些都是绝对必要的。

当然,起初人们对阅读和写作究竟能够或者会对人类产生何种影响,并不十分清楚。我们或许可以预料,人们普遍对变得有文化这个过程的认识很天真,正如我们今天对电子媒介的认识也很天真一样。例如,商人阶级想要他们的孩子懂得ABC,以便日后他们可以处理商业世界中的各种文字。1路德会教徒希望人们既能读懂以方言写作的《圣经》,又能读解对教会的不满。一些天主教徒在书中发现了可以用来灌输对《圣经》进一步服膺的手段。清教徒则希望使阅读成为对抗“无知、亵渎和懒惰这三大罪恶”2的武器。

到16世纪中期,天主教徒开始打退堂鼓,不再鼓励人们识字,感到阅读是一个分裂的动原,最后甚至禁止阅读各种方言版的《圣经》,包括像伊拉斯谟这样的作家的作品。阅读跟异端邪说画上了等号,后来出现禁书书目也是很自然的事。新教徒显然偏爱离经叛道,此外,还寄希望于识字阅读有助于破除迷信。因此,他们继续发掘印刷的各种资源,并把这种态度带到了新世界。然而,我们发现,长老制的苏格兰其实对让所有人接受识字教育的问题提出了最强烈的承诺。例如,在1560年第一本长老会信纲(Presbyterian Book of Discipline) 中,他们就呼吁建立全国性的教育体系,这是英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这样的倡议。在长老会教徒的政治权力如日中天之时,他们为实现这一目的制定了立法(《1646年法案》);在1696年他们卷土重来之时,又恢复并强化了这个立法。3

天主教背离印刷而新教与之形成联盟的一个结果,是欧洲的文化知识版图出现了惊人的颠倒。在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在文化修养和情感修养方面要远远高于北欧各国。可是,到了17世纪末,这种局面完全反了过来。天主教保持了一种形象上的宗教。它继续偶像崇拜且变本加厉,过分注意经营教堂和仪式服务的各种细节。基督教新教则发展成了一种书籍的宗教,结果是阻止偶像崇拜,走向一个禁欲的符号体系。约瑟夫·凯1曾经说过,在19世纪,若想把穷人吸引到教会来,人们必须要么像天主教一样“装点场面”,要么像新教徒那样“教育民众”。2也许对如何吸引穷人,凯说得有道理。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事实,即一个有识字能力的民族能够开发出比文盲更高层次的抽象思维的能力。以形象为中心、铺张装饰的天主教对穷人并不一定那么有吸引力,但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于天主教具体、偶像式的象征符号的各阶层的公众,也没什么不适应。基督教新教则提倡简朴。它的出现对那些早已受到书籍的熏陶、能更抽象地思维的人自然是非常合适的。

此外,这同时意味着童年的进化发展并不均衡,因为当我们对历史复杂性进行筛选后,一个相当简单的等式便出现了:凡是识字能力受到始终如一的高度重视的地方,就会有学校;凡是有学校的地方,童年的概念就能迅速发展。这就是为什么童年在不列颠群岛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更早出现、并且有更清晰的轮廓的原因。早在亨利八世统治时代,威廉·福里斯特(William Forrest)就倡导小学教育。他提出,儿童在4岁时就应该送进学校去“学一些文学”,这样他们才会理解上帝的旨意。3托马斯·斯塔基(Thomas Starkey)在他的《对话》(Dialogue)中提出了类似的想法,他主张设立教区学校,让所有7岁以下的儿童上学。4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里,英国人把他们的社会改造成了一个有许多学校的岛屿。在16世纪,许多村庄的村民留下遗产赠物,要求建立免费的学校,使当地儿童能够接受初级教育。1 W.K.乔丹(W. K. Jordan)作过的一份调查显示:1480年,英国有34所学校。 到了1660年,有444所学校,每4400人中便有一所学校,大约每隔12英里就有一所学校。2

实际上,当时共发展出三种学校:初级或者“小型”学校,教三个“R”——读、写、算;免费学校,教数学、英语作文和修辞;还有文法学校,教英语语法和古典语言学,目的是为大学和律师学院培养青年人才。莎士比亚就读的是斯特拉特福的一所文法学院。他在那里的经历促使他表达了一个著名的意见〔因为他很可能被要求读黎利(Lily)的《拉丁文法》〕。莎士比亚在《亨利六世》第二篇中这样写道:

你存心不良,设立什么文法学校来腐蚀王国的青年……我要径直向你指出,你任用了许多人,让他们大谈什么名词呀,什么动词呀,以及这一类的可恶的字眼儿,这都是任何基督徒的耳朵所不能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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