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首次使方言进入大众媒介。这个事实不仅对个人，而且对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容置疑，固定的视觉语言在国家民族主义的发展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实际上，语言沙文主义恰好跟印刷的发展同时发生：“母语”的观念是排版的产物。基督教新教主义也不例外。没有任何动乱像新教改革一样跟印刷有更直接、更无可争辩的联系。对于这个断言，马丁·路德的一番话是令人信服的最好例证。谈到印刷，他说，印刷术是“上帝最崇高、最无限的恩典。凭借它，上帝的福音事业可以广泛传播”。路德主义和书是分不开的。尽管路德很精明，很善于用印刷的小册子和书籍作为宗教宣传的工具，但是他有时也对印刷无可置疑的威力感到惊讶。“这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他在给教皇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论文……是如何传播到那么多地方去的。它们原本只是针对我们当地的学术界的……我文章中所用的语言是平民百姓几乎看不懂的。”如果路德听说过苏格拉底（Socrates）在《斐多篇》（Phaedrus）里表述过的有关写作的警告，也许就不会如此大惑不解了。“一个字一旦被写下来，”苏格拉底说，“它就会四处滚动，态度冷漠地来到理解它的人中间和与它绝不相关的人中间。它并不知道该给谁看，不该给谁看。”那时苏格拉底并不知道印刷，否则这个问题又会复杂百倍。可以肯定的是，路德在此忽略了印刷书籍的可携带性。虽然他的论文是用学术性的拉丁文写的，但是，它们可以很容易地被运送到德国各地和其他国家，而印刷商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们译成不同的方言。
当然，路德极力提倡用方言印刷出版书籍，同时大大利用书面语可以四处传播“不知道该给谁看”的事实。他撰写了德语版的《圣经》，因此“上帝的信息”传到了人数最多的民族。如果在此处大谈印刷术和宗教叛乱之间诸多的相互联系，显然会使我们偏离正题，但是强调下面的事实是非常必需的，即印刷使得上帝的信息跑到了每家每户的厨房桌上，而且用的是一种人人都明白的语言。上帝的信息既然如此唾手可得，基督徒就不再需要各界神职人员为他们诠释教义了。或者说，数以百万计的基督徒开始这样相信。“基督教，”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写道，“是书本的宗教，即《圣经》。一旦《圣经》不再是只有牧师才能宣读的文字和由他们严格把持的秘密，建立文字社会的压力也应运而生了。”1《圣经》成为人们思考的内容，同时也成为人们用以思考的工具。假如世上有媒介和信息在倾向上不谋而合的实例，那就非印刷术和基督教新教主义莫属了。这二者不仅都揭示了个体思想和行为的各种可能性，而且，多种语言对照版的《圣经》，把中世纪的拉丁语《圣经》所代表的上帝一家之言，改造成了上帝多家之言。凭借印刷，上帝变成了英国人、或德国人、或法国人，这完全取决于用什么样的方言来表现上帝的信息。这样的结果是加强了国家民族主义，同时削弱了经文的神圣权威。从１８世纪到现在，人们对国家的爱取代了对上帝的爱，这完全可以说是印刷带来的一个结果。例如，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基督徒受鼓动发动的战争，完全是以捍卫国家利益的名义；上帝只好自己照料自己了。
现代科学取代中世纪的亚里斯多德学派的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归因于印刷术的作用。哥白尼（Copernicus）是在１５世纪末诞生的。许多科学家如安德里亚斯·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提科·布拉赫（Tycho Brahe）、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伽利略（Galileo）、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和笛卡尔（Descartes），他们都出生在１６世纪；也就是说，现代科学的基础在印刷术发明以后的１００年内已经奠定。只要仔细想想1543年，人们也许就能体会到从中世纪的思想到现代科学观念的转变是多么引人注目。在那一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和维萨里的《人体结构》（De Fabrica）同时问世了，前者重新改写了天文学，而后者则改写了解剖学。新的传播环境究竟是如何使科学发现和天才层出不穷的呢？
首先，印刷不仅创造了新的收集数据的方法和来源，而且极大地增加了大陆范围内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其次，标准化的印刷形式导致了统一的数学符号，包括用阿拉伯数字取代罗马数字。因此，伽利略可以把数学称作“自然的语言”，并且自信其他科学家也能使用和理解这种语言。此外，标准化的印刷大半消除了文本中的模糊不清，并减少了图解、图表、表格和地图上的错误。印刷使直观教具现成可用，这样也使大自然显得更加千篇一律，因此更通俗易懂。
通过不同的方言，印刷还导致了科学思想的普及。尽管一些１６世纪的科学家，如哈维，坚持用拉丁文写作，而其他科学家，如培根，则迫不及待地用方言写作，努力传播科学哲学的新精神和新方法。中世纪炼金术士把持秘密的时代结束了。科学成为众人之事。培根的《学习的进展》（Advancement of Learning）出版于 1605年，是第一部用英语写作的重要科学著作。一年后，伽利略出版了一本显然是在自家印刷的、用方言写作的小册子。伽利略对用方言印刷这种自我宣传的手段所具有的威力并非无动于衷，实际上，他正是利用这种方法确立了自己是望远镜的发明者。另外，中世纪的学者不知道或者无法弄到的各种各样的有价值的古典文献，如今通过印刷，它们也得以重见天日。例如，英文版的欧几里得到了1570年才首度出版。1
到了16世纪末，不仅欧几里得，还有天文学、解剖学和物理学的书籍都可供所有有识字能力的人享用。新形式的文学作品随手可得。《圣经》随手可得。商业文献随手可得。有关机械、农业和医学的实践经验的书籍也随手可得。在１００年里，一个全新的符号环境建立了起来。这个新环境使世界充满了新信息和抽象经验。它要求人们有新技术、新态度，尤其是一种新的观念才能生存。个性化，富有概念思维的能力，具有知识力度，对印刷文字权威的信赖，对清晰、有序和说理能力的热爱，所有这一切，随着中世纪口语环境的渐渐衰退，都出现在新世界的最前沿。
简单地说，所发生的一切意味着“文化人”（Literate Man）已经诞生了。由于他的到来，儿童便被留在了身后。在中世纪，年幼者和年长者都不识字，他们的事情局限在这里和现在，用芒福德的话来说，是“此时此地”。这正是当时不需要有儿童概念的原因所在，因为人人共享同样的信息环境，因此生活在同样的社会和知识世界里。当印刷开始大行其道时，显然需要创造一个新型的成年。自从有了印刷术，成年就变得需要努力才能挣来了。它变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成就，但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成就。自从有了印刷术，未成年人必须通过学习识字、进入印刷排版的世界，才能变成成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接受教育。因此，欧洲文明重新创造了学校，从而使童年的概念也变成社会必需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