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自身经常带有一种中低层次经济活动的感觉——特别是那些硬派故事，白领主人公生活在一个由廉价公寓和破旧办公室组成的世界里。也许正因为如此，关于好莱坞惊悚片的著述一直以来倾向于制造有关社会底层文化（cultural underworld）的神话。达希尔·哈米特、钱德勒和詹姆斯·M. 凯恩等人有时被不正确地归为低俗文化的艺术家，而几乎从一开始，某些黑色电影便被错误地同“art maudit”法语，直译是“被诅咒的艺术”，指失落的、被忽略或遗忘的艺术。——编注和廉价剧院联系在一起。140例如，在1947年关于电影放映的论文中，社会学家查尔斯·P. 斯库拉斯（Charles P. Skouras）提到了“磨坊（grind house），一种小剧院，位于城市中心的繁华大街上，迎合匆匆过客的需要，而它最大的进账是放映像《杀人者》这样的动作情节剧”［8］。但我们必须记住，《杀人者》是一部大制片厂产品，它改编自一位著名小说家的作品，并且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和编剧的提名；虽然它在“磨坊”中放映，但也同样出现在昂贵的电影院中。这样一部电影明显不同于鲁东为雷电华拍摄的B级恐怖片，后者被局限在产业的较低层次上。鲁东最成功的作品是《豹妹》，此片不仅赢得相当可观的利润，也引起了批评界的高度关注；但即便如此，雷电华的总裁查尔斯·柯纳（Charles Koerner）还是抱怨道：“去看那部电影的只有尼格罗人和防御工程人员。”［9］
所有这些都提醒我们应该更加仔细地检视经济、接受和文化声望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这样做，我们会发现，黑色电影拥有一个误导人并且有点矛盾的地位。毕竟，廉价（cheapness）有时是从旁观者的眼里看到的，而某些低俗（lowness）的形式比另外的更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