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基本上无一例外都参与了政治，日本有很多人对这一点颇不以为然。不过，“文章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事”，中国文人并不认为这句话内容空泛。
读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新闻，很多日本人会这样想：为什么对作家们做的小事，要一一鸡蛋里面挑骨头？
“艺术是无赖汉的事。”川端康成在报纸上这样说。
这是出于同样的想法。
无赖汉和黑帮，都是没用的人。松尾芭蕉也把俳谐比喻为“夏炉冬扇”，也是一样的意思。
冬扇对生活无益，和与生活相连的政治也无关。文学也是如此，置于政治之外，这是日本文学的传统，现在仍在持续。
平安时代日本人最喜欢的中国诗人是白居易，说到“文集”就是指《白氏文集》。白居易把自己的诗分为讽喻、闲适、感伤以及律诗，最后一种是根据诗的形式分类，前面三种都是不拘于音律的古诗。
讽喻诗是进行政治批判、社会批判的诗，讽刺政治的混乱和统治阶级的堕落，对人民的痛苦给予同情。
闲适诗是隐退或是因病疗养、闲居之时，“知足保和，吟玩性情”的诗，以私生活为主题。
感伤诗是遇事而发，情理内蕴的咏怀诗，著名的《长恨歌》、《琵琶行》属于这一类。
但是，收入《倭汉朗咏集》的白居易名句一百三十八条中，不是闲适诗就是感伤诗，几乎没有讽喻诗。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日本文学多么不愿与政治挂钩。
随着时代发展，武家政权长期当家，日本越来越成为“尚武”的国家。日本本来就是一个军事集团色彩强烈的国家，与文章为经国大业相反，产生了文章应该私下经营的观念。
《方丈记》、《徒然草》之类的隐者文学，作为文章的正道，源远流长，一直影响到现代的私小说。
而且，明治的开国，也没有纠正这种观念。
开国后，大量传入、映衬出日本落后性的，主要是西欧的技术。为了扭转劣势，日本举国大张旗鼓开展了洋化运动。
“和魂洋才”，这个体面的词，指的是奖励技术的洋化。“魂”，也就是精神方面，保持原样即可。
并非是因为优秀才保持原样。精神文化的优劣不像生产技术那样直观，特别是文艺领域，还存在语言的差异。
在鸟铳传入种子岛以来传统的日本，技术的洋化立即与富国强兵联系起来，被这种洋化运动排挤在外的作家们，更加加深了局外人的意识。
日本文学的态度，与其说是反体制的，不如说是常置身于体制之外。
中国的人文主义、文化至上主义必然产生出轻武的风气。“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句有名的俗语就是证据。
在中国，暂且不论局部战争，凡是举国投入的重大战争，一定会任命文官为最高司令官。
被称为军阀先祖的袁世凯，不是军人出身，而是从书记升上去的文官。当时的制度是由逐级升迁当上巡抚、总督的文官掌握兵权，曾国藩、李鸿章也是如此。
中国所谓的文官，翻译成civilian不太合适。魏特夫1曾称之为“非军事阶层”，我认为甚至可以称为“身为文学者的官吏”。
他们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都是会作诗的人。创作能描绘出一个世界，人们尊重有这种眼界的文人，而职业军人则被轻视为战争技术者。
在如此重视文人、相信文章的力量的国家，文学者不可能成为无所事事的无赖汉。就算成为无赖汉也可以，但他必须有为此牺牲的觉悟。明朝的李卓吾（李贽）贬斥一群被称为忠臣、君子的人，反抗当时既成伦理道德。不过他预想到自己的著作会被烧，所以事先给自己的书题名《焚书》，同时也预感到自己会被处刑。李卓吾最终自杀于狱中，这与被杀差不多。
近代被处刑的文人也不计其数。
鲁迅的心爱弟子、《疯人》的作者柔石，在1931年被枪杀；同年，《少年先锋》的文学家李伟森也遭枪杀。写了以农村为背景的名作《流亡》、《家信》等的洪灵菲，1933年在北京被捕处刑。《乱弹》的作者瞿秋白1935年在福建被枪杀。结束战争次年，诗人闻一多在昆明被暗杀，这无疑也是政治处刑。
政治体系即文化体系，因此作家的活动与政治核心紧密相连。每个作家平日都有赌上性命的觉悟。
东方邻国的文人们，同情中国文人的遭遇而发表了声明。但是很遗憾，这些声明未能反映出真相。
在中国，文人就是政治家，文学和政治紧密相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