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是“形式”——在这点上日本与中国相同
在神主宰的世界，自杀是不被允许的。生命是神授予的，人不可随意处置。但是，在中国和日本，上帝并不存在，人也理所应当地可以处理自己的事。
古希腊诸神酷似人类，自杀是被肯定的。在尊崇人力的罗马黄金时代也是如此，罗马法不仅承认自杀，甚至赞美自杀。
但是，自从基督教的神统治欧洲之后，人的生命就全归于神灵。托马斯·阿奎纳1的“自杀犯罪说”刺中了欧洲人类主义的喉咙。
在中国，自汉代儒教国家化以后，获罪高官自杀的例子数不胜数。自杀已成为一种惯例。
在武帝的父亲景帝时，相当于副总理级别的御史大夫晁错被处以腰斩之刑，这在当时是例外中的例外。
晁错削减各地诸侯的领地，充实中央集权，由此招来怨恨，招致“吴楚七国之乱”。为了安抚叛军，他被处极刑。如果让他自杀，仍不足以平息叛乱，所以不得不杀掉他。
据《汉书》中的《晁错传》记载，当皇帝决定对他处刑时，他并不知情。
乃使中尉召错，绐载行市。错衣朝衣，斩东市……
皇帝为什么要设计骗晁错呢？
如果知道自己被判死罪，晁错一定会自杀。以为是皇帝召见，他着礼服晋见，却想不到被斩于东市。
《史记》中记载：“九卿而罪死即死，少被刑。”
“三公九卿”指阁僚，“罪死即死”是定罪后立即自杀的意思。所以，实际上基本没有进行过处刑。
汉成帝时代，曾有废后获罪自杀的事件。《汉书·外戚传》中记载：“天子使廷尉孔光持节赐废后药，自杀。”
这么看来，一旦被判有罪，通报的使者会事先带着毒药去。
此外，汉宣帝时代的田延年等人，因某事件连坐，当听见通报的使者到来的鼓声时，立即自刎而死。
自杀已变为形式化。毕竟自杀和形式主义都同样是从无神论之根长出的树木，互相枝叶相连。
这在日本和中国都一样，关于自杀的根源“人类至上”，两国之间存在着程度深浅的差别，这表现在死亡的方式上。
三岛由纪夫的死没有人间气息
三岛由纪夫的自杀，是想以自己的死为“皇国”的将来效力——也就是说，是作为人的一种努力吗？
三岛由纪夫对人类的信任有多深？他对自己信心极强，但他相信别人吗？他绝对缺乏对庶民生活的热爱。在作为遗言的那篇檄文里，他完全没有提及庶民的生活，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
不相信别人的人，不会期待自己死后的崛起。因为自己死后，崛起的肯定是别人。
这样看来，他的死不是政治性的死，而是美学性的死，或者说是情绪性的死。
脑袋落地，看起来触目惊心，但他的死没有世俗感，这不光是因为那篇十分空洞的檄文。
没有世俗感的三岛之死，讲究形式，可谓是一种美。
日本武士道认为临死挣扎很耻辱。当然，中国人也赞美从容赴死，但实际上在日本人看来，很多中国人会在死前挣扎。
不过，据说在处刑时，白刃加首那一瞬间，中国人更为干脆。
中国没有“辞世”这一风俗
死前留下“辞世”的优雅风俗，是日本所独特的。
在汉语中，“辞世”即“死”，意味着辞别世间，没有临死前留下歌咏的意思。含有这个意思的“辞世”，是日本人的惯用语。
“辞世”符合美学性的死。写诗也是人的行为，不过，大多是在不再挣扎的心境下写成的。
一直到生命最后都相信人的力量、人类至上的信念，就当然会挣扎。
在吴越之争中，大家熟悉的战国时代吴国名臣伍子胥，被吴王怀疑有异心，获赐“属镂”之剑自杀。死前他叫道：
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
这是毒咒。
没有自己，吴国也就完了。到时，用自己墓上生长的梓木做吴王的棺材。把我的眼睛挂在吴国的东门，以见证这个国家的灭亡——这种死多么有人间气息啊。
日本人的自杀与“物哀”相通
与孙子并称为“孙吴兵法”的吴起，在楚国做官，权势极大。在庇护他的悼王死后，平时受吴起压迫的王公大臣们群起而攻之。
这时，吴起跑到宫中，伏于悼王遗体上。追兵当然追上去将他乱箭射死，不过有几枝箭也射中了悼王的遗体。
太子即位后，射杀吴起的人一律被满门诛杀，理由是向先王遗体射箭。
吴起是军事家，临死前也运用了人力，设下计谋向射杀自己的人复仇。虽然不算豁达，但他到最后仍相信人力。如果信念薄弱，就容易中途放弃。
并不是说这样不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美。
这里我关注的是，日本人虽然和中国人同是无神论者，但对人类力量的信仰之心却相对淡薄。
说得不好听是半途而废，说得好听是“有分寸”。人力无法企及的，就是“物哀”。
同样肯定自杀，并且自杀的人同样很多，但日中两国各自又有区别，这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