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第二之自然律，即“人类各舍其为和平障碍之权利”，乃引起第三律焉：即人类应履行其已成之约是也。盖无此律，则约为具文，而人人仍各充分行使其对一切事物之权，而战争无已。
故此律也，实为正义之源泉。在人自为战之世，既无所谓约，即无所谓不义。及约之既立，则背之即为不义矣。故不义之解释，即不履约是也，而非不义者，则为义。
夫有互赖之约而双方各有不履行之惧，其约不为有效。然其为惧之因，乃由无一权力者以督之，故此时亦无所谓不义。及此督责之权既立，则负约之所得，将不敌其受刑之所损，由是公道得保，而义与不义之名称兴焉。学院派对于义之解释为“义也者，乃常存之志意，给与人人以其己有者也”，故“己有”之界未定，则无所谓不义；而国家未立，则人人可物物而有之，则无所谓“己有”。故义之为物，即遵行有效之约是也；而约之有效，乃因有国权而使然，有国权，然后能强人之履约而公道生焉。
愚昧之徒，其心不知有义，甚且宣之于口，以为人人皆能擅自为谋，则约之立与不立、行与不行，彼自能就其利于己者而行之，不为不合理也。若而人者，固知有所谓约，亦知约之或践或违，又知践者则名为义，违则称为不义矣；特以为不义之行，往往正为己身之利，于是上帝之存在，可以不信也；而他人之讥谤利害，可以不问也；天国之赏，可以豪取也；盖取之而无害，则何为不可，既无害，则非错误，既非错误，则非不义；且纵不义，而为利，则又何恤焉。自世间有此种议论，而大恶乃有获美德之名者。于他事也，皆不许人之背信，独以背信而得国，则从而怒之。故外教之人，既知尤比德神曾废其父而自王矣，乃犹信尤比德为正义之拥护者，而法学家寇克氏亦曾云世子以叛逆得位，其即位仍为合法。由是言之，太子弑父王而代立，其行虽可名为不义，然不能认为违理。盖人无不为利己之行，其利于己，则固合理矣。虽然，此种议论，皆属谬误。
夫此问题，不可以无治之世之口头的允诺相比也。今既有政府，而一方对于其约或已履行矣，则试问他方究以履行之为合理乎?抑以不行之为合理乎?予则以为行之为不反于理。盖第一，设人为一事，而其事如不遇意外之变动而必为害者，即令此意外果实现而转为其利，然此事之行，终不得谓之智；第二，在人人相战之世，除自身之智与力，固莫可赖以自卫矣，今既有团体之存在，则人人将仰赖于团体之保障，乃斯人顾以欺其同袍为得计，则尚得望人之助之乎?故凡破团体之约而自以为合理，则必为团体所驱除；即令其团体一时遭其欺蒙而犹容之，则不久亦必发觉而不之复容，而灭亡随之。故之毁其群约，而但冀幸于不发觉而见容，以此为安，宁得谓为合于自保之理?盖如是之人，一旦为他人觉察，必群起而攻之无疑矣。
至谓天堂永久之福可以方术得之，此尤为不经之谈。盖天国唯有一途可达，第非为违约，而顾为守约耳。
至于以叛逆而得国权，成者固多，败者尤众。即令成矣，而他人从而效之，又乌得为安。故叛逆之行，乃悖于理。故守约，正义也，乃合理之道，而不令吾人自戕其生也，故谓之自然律。
方今有少数人，以为自然律者，非据以定今生之安全，乃据以定死后之福利者。故因是有以违约为可达此目的，而遂认为合理者。如认叛弒众所公戴之君主为义行者即是。虽然，身后之事，未易知也，违约之举，彼时如何受赏，更未可知也，为此想者，不过得之传说，或得之辗转传说，而以为说之者曾受神之启示而已，庸可恃哉!故违信不得称为合理的或自然的法则。
又有承认守约为自然律，而谓有例外者。如对于倡邪说者及屡背约者，皆是。但此亦不合理，盖假使因一人之罪而吾人之约便可毁，则斯约即自始不能成立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