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古典学这一时期文学家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古典文化的收藏家，彼得拉克的人文主义式的古典热情的承继者；第二类是以《十日谈》为代表作的使用本地语写作的作家，从14世纪末的乔叟到16世纪的拉伯雷和塞万提斯；第三类是综合性作家——那种将基督教、古典学以及其他因素融合为一种通用的人类哲学的哲学家式的人文主义者。
15世纪的那些全身心投入的古文物研究者发现了大量古代手稿。他们遍寻诸修道院，复原了西塞罗、塔西陀、卢克来修以及其他拉丁作家的作品。为了保存、分类和研究这些文字的瑰宝，第一批现代图书馆应运而生。克斯莫·美第奇维持了佛罗伦萨及其附近的三个图书馆，雇用了45名抄写员。人文主义教皇们则修建了梵蒂冈图书馆，甚至意大利北部的乌尔比诺的小公爵也拥有一个人文主义的宫廷及一座重要的图书馆。
希腊学者们从拜占庭来到意大利。其中最早的学者之一曼努尔·赫利索罗拉斯（1368—1415）是为了给被土耳其围困的拜占庭人寻求支援，而后便一直在佛罗伦萨和米兰教学。他对文学颇有助益，坚持从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不能只停留在字面意义上，而应该传递其原初的信息和精神。15世纪 60年代，伴随着被称为柏拉图学院的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的非正式学术圈的出现，希腊研究的复兴日臻成熟。然而，希腊语从未像拉丁语一样流行，因为它非常难学，令世人对希腊戏剧的兴趣降低，并导致多数人文主义者使用?丁文译本来研究柏拉图。
洛伦佐·瓦拉（约1407—1457年）竭力展现了古典学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罗马和那不勒斯度过的。他性情多变而且好争辩，还用渊博的学识和巨大的勇气来驳斥先贤。他甚至批驳被视为毫无瑕疵的西塞罗的散文，并责难托马斯·阿奎那不懂希腊语。精湛的语言知识使他能够指出拉丁文《圣经》（圣·哲罗姆的拉丁译本）的错误和曲解，从而为人文主义者的圣经学奠定了基础。
瓦拉的声誉首先在于他证实了《君士坦丁赠契》是伪造文件，而后者是教皇宣称其具有合法的世俗统治权的基础。他通过展现撰写赠契的拉丁?和相关事件都发生在君士坦丁之后的数世纪，证实了自己的见解。当瓦拉于1440年发表了这一揭秘时，他正担任阿拉贡国王“雅士”阿方索的秘书，而教皇正以赠契为基础向阿方索的那不勒斯权利宣言提出挑战。
哲学家式的人文主义者不仅向往普遍的知识，而且也向往普遍的真理和信仰。由于受1462年由克斯莫·美第奇创建的柏拉图学院的吸引，他们聚集在佛罗伦萨。美第奇曾将翻译柏拉图著作的任务委托给马西利奥·费西诺（1433—1499），一个转变为古典主义者的医学院学生。他也曾将一些新柏拉图主义者的作品从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对基督教与新柏拉?主义的兼容性的强调为费西诺及其学术圈赋予了强烈的吸引力。
费西诺反对将宗教情感及其表达视为人类的自然本能，仿佛狂吠之于犬类一般。他写道，人类具有被称为“智力”的独特能力。他杜撰了术语“柏拉图之爱”来形容那种超越感官并且有可能会导致与上帝之间的神秘沟通的爱。费西诺似乎正尝试将所有哲学和宗教加以综合。
这种尝试被费西诺的学生乔万尼·皮科·德·米兰德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推进一步。皮科在31年的时间里学习了太多的东西：他懂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他还研究了犹太寓言、?拉伯哲学以及中世纪经院哲学。皮科的宽容像学识一样广阔。在《演讲录：人的尊严》中，他赞许地引用了占星术士、波斯神学家、阿波罗祭司、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西塞罗、摩西、保罗、奥古斯丁、穆罕默德、阿西西的弗兰西斯、托马斯·阿奎那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言辞。
皮科加之费西诺，对比较宗教学和比较哲学的人文学研究的创立颇有助益。他强化了费西诺关于人是独特的人观点——在世间的物质的世界与永恒的精神世界之间的联系。这个概念是文艺复兴风格的核心。
然而，将之概括为所有智者的推动力的最成熟表达的，是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1466—1536）。最初，他在近代灵修社那里受训，然后到鲁汶和巴黎学习，在伦敦、牛津、巴塞尔和意大利生活期间，他仍然在继续从事研究。他特别喜爱像低地国家中的鲁汶、瑞士的巴塞尔以及莱茵地区的弗莱堡等小城市的氛围。在瓦拉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伊拉斯谟出版了一部学术版的希腊语《新约全书》。他汇编了一系列格言和谈话文章，以便给学生树立良好的拉丁文写作的榜样。最具影响力的是其讽喻性的作品《愚人颂》，将愚人的自发的纯良的反应与自诩聪明之人的那种深思熟虑的自私的做作加以对比。伊拉斯谟嘲笑一切自我膨胀之人——商人、哲学?、科学家、朝臣、教士和国王们。
伊拉斯谟将对人性所持的扭曲的观点与对人的尊严的信念结合起来。他将对古典学的爱与对基督徒价值观的尊崇联系起来。他很少使用不切实际的经验哲学的论点，而是不知疲倦地宣扬所谓“基督教哲学”——贯彻基督的慈善与爱之教义。但是，他的希腊文《新约》唤起了世人对通行的拉丁文本《圣经》以及天主教释经学之准确性的怀疑，而且他对教士纪律松弛的攻击也暗示了教会的崇高形象与腐化现实之间的鸿沟已令人不能忍受。对基督教传统的忠实和人文主义者的信念将伊拉斯谟置于这样一个位置，只有理性和论证才是唯有价值的武器。也许因为他寻求一种非暴力改革，所以他也颇受20世纪人文主义者的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