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叶的外患频仍，业已如此，而明朝腐朽的统治者，自英宗以后，丝毫不思振作，对边防不但不知戒备，相反地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统治阶级扩大剥削的欲望，更加紧了对人民的剥削。皇族和官僚地主不仅大量兼并土地，建立皇庄，使农民迅速破产；同时还任用宦官到处去征租收税，摧残江南初兴的商业和手工业。尤其是荒淫昭著的武宗厚照，游幸无度，穷奢极欲，宦官们的专恣骄横，残酷勒索，使人民不堪其苦，因此引起了黄河南北以及西南湖广一带的农民暴动，加速了明政府的危机。这样，明代的中叶，可以说是仅能维持其统治的时期。
从神宗翊钧到思宗由检，明帝国已经由衰微逐步趋于崩溃。明代的社会矛盾，到这时更加显著和深化。万历初年，张居正柄政，整理赋税，实行"一条鞭"法，把赋税、徭役和杂税合而为一，按亩征收银两，田赋由征收实物改为征银，表征着这时的社会经济仍有相当的发展；同时他对于边防，也很注意，《明史·张居正传》中称道说："边境晏然"，说明是一个比较安定的时期。但为期很短，自张居正死后，万历十年到万历二十年之间，对外则屡次用兵，内部则帝室笃信道教，奢侈浪费。明朝政府为了弥补庞大的用度，不得不加紧聚敛，除了地租赋役以外，更施行严重打击商人的商税。首先在北京崇文门设立钞关，征收从河西务入京的货物税，分设了十余处税卡，每年规定税额为四十万两，并在"桥梁、道路、关津、私擅抽税"，而税吏更乘机勒索贪污。同时又派宦官充任矿使，借着开矿为名，到各省去大为搜括；甚至遇到良田美宅，却诬指地下有矿脉，任意毁人房屋，掘人祖坟；对各地出产的货物，也无不巧立名目增加税额：如天津的店税、广州的珠榷、松江的市舶、成都的茶盐以及门摊小贩的茶、盐、油、布，没有一样不抽税的。从物价方面也可以看出万历初年的平稳和晚年统治者残酷剥削所引起社会经济急遽凋敝的情况。在万历初年闽粤沿海一带，斗米只卖二十个大钱，鱼虾每斤一两个大钱，一斗盐卖钱两三文，表征当时生活的安定。但是到了万历二十年以后，横征暴敛，大量榨取的结果，弄得物价腾沸，民不聊生，农民群众只有走向暴动的道路了。因此在万历末年普遍激起农民、手工业工人和市民的暴动，到天启时终于引起河北、山东以王森、徐鸿儒为首的农民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