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我被选中作为湖南省长沙市的四个代表之一参加了1951年的中华全国学生第十五届代表大会。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小孩子嘛，高兴得不得了，见到了很多国家领导还有优秀的同龄人，那次真长见识了。我记得会议宗旨是号召青年学生学习好、工作好、身体好，其他的，记不太清楚了。
但有个事情还是印象深刻。那次代表大会出席的中央领导是朱德，他在会上做了约2分钟的发言后就离开了。会后，我还鼓起勇气向主办方要了一张朱德的相片作为留念，带回了老家。
1951年毕业后，学校要求我留校工作，我同意了。之所以留我，是因为我当时是学生会主席，表现不错。
留校任教期间，我当了一个班的班主任，教政治，班上学生都不调皮，还有年纪比我大的。那时学校不看年龄，就看成绩，你考的分数高你就排前面。任教时每月的工资有40元，转正后就有了60元，这些钱在当时还算不错的，我不但养活了自己，还经常寄钱回家。这期间，我还利用假期去湘西参加土地改革。
在苏联的美好而难忘的时光
这之后的第三年，我获得了一个去苏联的机会，回国即被调往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俄文班，每天从早到晚学习俄语。那时候学这个挺头痛的，有基础的还好，像我这样连俄文字母都没见过的，背单词背得脑袋都疼了。
当时我们连排队吃饭都拿着单词本，每个人都很紧张地学习。工厂给俄文班还安排了两名从哈尔滨过来的俄罗斯教师，这对我们的俄文学习帮助很大。我当时听人说，这两名俄国人的父辈是俄罗斯的资本家，俄国十月革命时，无处可逃，便躲到中国东北安家了。不过，在50年代时，苏联已经容许这些异乡人回国了。
在俄文班的日子很是枯燥，没什么娱乐，除了礼拜六晚上看场电影，就没什么了。当时，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跟我同在俄文班学习，而且还同宿舍。江泽民很爱搞活动，别人拉二胡，他还能唱一两口京戏，很有能力，俄文不错，英语也好。后来他成为国家一把手，我虽然之前没有料想过，但是在电视中看到这消息时，也并不惊讶，挺为老同学感到开心自豪的。
1955年7月，我来到苏联某单位的供应处实习。平时就看看文件，向他们学习组织怎么设立，怎么运行。苏联人挺友善的，也不要求我们干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