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的生活有很多的纪律和禁令，下班后，就洗洗涮涮，有时候会下下棋，一天几乎没什么其他事情。那时候是两个人一个宿舍，出去时也一定要两个人一起，这是其中一条纪律。
苏联人很爱玩，到了礼拜六、礼拜天就玩通宵。男的拉手风琴，女的跳舞，就在大马路上。但是这些，我们都只能站在窗口前看看，从来没有参与过，因为“不准和苏联女孩子谈恋爱”是一条命令，我们不能和俄国女生走得太近。
但是苏联的女生很直接，她们喜欢你就来找你玩，要和你谈恋爱，比当时的中国女孩子勇敢直接多了。但是她们知道我们的禁令后，就不会来找我们了。
在苏联的一年里，我也曾趁着周末放假出去玩。其中，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去红场看列宁和斯大林墓，两位伟人的遗体泡在药水中，隔着玻璃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遗容。我是找时间特意去看的，觉得这是来苏联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
看着“二汽”拔地而起
在苏联学习了一年多，我回国了，分配到了“一汽”的供应部。在“一汽”的工作很忙碌，生活也很平常。1959年，我结婚了，夫人也是“一汽”的职工。虽然是经双方领导介绍的，但那时候已经是自由恋爱了，成不成还得看我们自己。见面之后，我们俩都还觉得对方挺好，就决定谈恋爱了。
1970年，已近不惑之年的我被调离了“一汽”，来到了正在筹备建立中的中国汽车制造厂，俗称“二汽”。
“二汽”选址在湖北十堰，一个偏远落后的山区。接到调令后，我全家都迁了过去。那里满山的树，交通困难，吃饭困难，住也困难，老百姓连裤子都穿不上，穷得很。但是，选在这里倒也不是想带动当地的经济，而是考虑到选址的隐蔽性，是逃避战争的需要。
工厂是由专门的施工队来建设的，在厂房刚开始建设时，和我一样被调过来的工人就已经开始了筹备工作。
艰苦的生活条件增加了厂房建设和生产的难度，我当时是17个分厂中“47厂”的生产组组长，心里也做好了吃苦的准备。
当时，我住在当地一个老乡家里。大约一年后，崭新的工厂和职工宿舍终于在山沟沟里一间间地盖了起来。我们的住房条件也稍微好点。后来，厂里分配了车，出外也方便了点。有了车，我们隔三差五地就去武汉和周围的城市买点吃的。那山沟里连咸菜都没有，现在想想，真的苦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