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届峰会是1978年在波恩召开的，当时，"精确调整需求"这一教条还在流行。就像那句术语所说的那样，人们期待德国扮演一个"火车头"的角色，拉动全世界走出衰退。也正如施密特总理即将在东京峰会上对各国领导人所说的那样，这给德国带来的主要后果是引发了德国的通货膨胀，而他不会再重蹈覆辙了。在波恩峰会上没有出现新的政府首脑，而旧的对策仍然大行其道。相反，东京峰会上出现了三个新的政府首脑--日本首相兼峰会主席大平正芳先生、加拿大新总理乔·克拉克和我。除了我以外，在会上极力推崇自由市场经济的还有赫尔穆特·施密特。或者，如果把范围再扩大一些，还有他的财政部长奥托·冯·拉姆斯多夫。
在东京机场下了飞机之后，一大群记者围住了我（采访这些峰会的记者有大约两千人，现在人数更多）。原来，他们都是来看一个非同寻常、几乎是前所未有的现象的--一个女首相。天气极其闷热潮湿。安全措施也非常严密。到达旅馆时我很高兴，除了美国总统以外，大多数外国代表团都已经抵达了。到达后不久，我就前往美国大使馆会见了卡特总统。针对即将提出的问题，我们讨论了各自的对策，特别是能源消耗问题--这对美国是一个特殊的问题，也带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会谈的最后，卡特夫人和军方人员也参加了进来。虽然受到了媒体的批评，但卡特夫妇还是非常喜欢带着他们的女儿出来旅行--为什么不呢？我想。
想要不喜欢吉米·卡特是不太可能的。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明显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他还是一个智力超群的人，能够把握住科学以及科学的方法，这在政治家中非常罕见。但是，他是受惠于水门事件才当上总统的，而不是凭他对世界形势的正确分析说服美国人的。
事实上，他的分析确实有很多缺点。他对经济的把握也缺乏自信，因此当问题出现的时候，他便倾向于随波逐流地奉行没有什么效果的干涉主义。例如，他开征了"暴利税"并对能源价格加以控制。本意是要解决问题，实际上却把由欧佩克引起的油价上涨转变成了加油站前排起的长队。在外交方面，他过多地受到了当时流行的民主党的教条的影响，认为人们夸大了共产主义的威胁，认为美国对右翼独裁者的支持也同样应该受到谴责。所以，当发生苏联入侵阿富汗和伊朗绑架美国外交官作为人质之类的事件时，他感到非常震惊和尴尬。而且总体来说，他对美国的未来并没有长远的眼光，所以在面对逆境的时候，他就会退而鼓吹严格的限制增长的原则，而这些原则与美国人的理想是不相符合、甚至是相违背的。
除了这些政治方面的缺点外，他个人在某些方面也不适合担任总统这一职务：在需要做出重大决断时优柔寡断，而且太在意细节问题。最后，他违背了拿破仑的原则：当将军要有些运气。他在总统任期内恶运连连：从欧佩克到阿富汗。然而，这也证明了一点，即要想领导一个大国，光有正派和勤勉是不够的。话虽如此，我还是很喜欢吉米·卡特，无论对我还是对英国来说，他都是一个好朋友。如果是在冷战后上台执政，他的天才可能会得到更好的发挥。
那天晚上，由吉斯卡尔总统主持，参加峰会的欧洲成员国的代表们一起共进晚餐。当然在斯特拉斯堡时，欧共体各国已经就应对能源危机的方法达成了一致意见。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怎样把这些方法与参加会议的三个非欧洲国家希望采取的方法协调一致起来。
第二天上午，在不可缺少的集体合影之后，第一次会议在赤坂宫二楼的会议室里召开了。各国的代表们按照国家名称的字母顺序围坐在椭圆型的长桌旁：这样安排总是很有用，因为我们会被安排和美国的代表们挨着坐。领导人的入场顺序也反映出他们的优先次序是经过主人认真考虑的，国家元首在政府首脑之后入场；而如果同是政府首脑或者国家元首，则按照任职时间的长短来排序。优先顺序对法国的意义最大，而对美国的意义则最小：实际上，无论是吉米·卡特还是罗纳德·里根，都根本没有在意这些。当我们其余的人都落座以后，大家都在猜测谁会被安排最后入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