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柯西金先生说，越南是一个共产党国家，也是苏联的亲密盟友，而他本人对越南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发生这样的事情不仅对越南政府来说是一个耻辱，而且也是让整个共产主义世界都丢脸的事。我问他能不能想办法加以阻止。他的回答翻译过来是这样的："嗯，那些人都是吸毒者或者罪犯……"他没有再往下说。我又问他："什么？100万人都是吸毒者和罪犯？共产主义这么糟糕，有100万人必须吸毒或者苟且偷生？"他立即放弃了这个话题。但从他的下属脸上的紧张表情来看（事实上我的一些下属也是如此），我已经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而他也完全理解了我的意思。虽然我无法阻止这些受迫害的难民，但我可以并将一直向那些谎言发起挑战--共产党在利用这些谎言来为他们的迫害活动正名。会谈进行了1小时40分钟，然后我们又登上飞机继续飞往东京。后来我又在联合国提起此事，但这个问题太大，不是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解决的。
有这么多的国际首脑峰会要参加，这让当今首相的生活大大有别于安东尼·艾登、哈罗德·麦克米伦或者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任首相时的生活。我们党在野的时候，我就对大多数此类活动的价值表示怀疑。执政后，我仍然担心这些首脑峰会会占去我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尤其是国内还有那么多的事情有待处理--上台后的几个月里，我就已经到斯特拉斯堡阐明了英国关于欧共体的观点，去东京在一个更加广泛的经济论坛上展示了英国，不久我还要去卢萨卡参加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
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源自国际社会采取措施应对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生的经济危机的过程中。1975年在法国的兰布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从那之后，参加的国家越来越多，议程也一年比一年正式，但是会议在取得成果方面却没有什么改善。施密特总理已经对其主要的利弊得失做了很好的总结。他认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使西方国家避免了采用被其称之为"使邻国变成乞丐"的政策--20世纪30年代，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和保护主义已经在经济和政治上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另一方面，他认为有太多次的峰会都被引入了歧途，只做出了一些无法实现的承诺，我也同意他的看法。压力总是会有的，而一些国家的政府太容易屈服于这些压力，经常轻易地在纸面上做出一些雄心勃勃的承诺。这些承诺所有人都可以接受，但却没有人会去认真地履行。
然而，高涨的石油价格让1979年的东京七国首脑峰会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的确，就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召开的同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也在召开会议，而西方七国正是这个组织的主要客户[1]。我们在东京开会期间，每桶沙特石油的价格已经从14.54美元涨到了18美元，而欧佩克其他许多成员国的原油价格甚至涨得更高。结果，会谈的内容全都集中到了如何减轻西方国家对于石油的依赖程度，以及在某一特定期限内实现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上。但是我知道，降低石油消耗的主要渠道是允许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否则就会有这样的危险：各国为了应对衰退和失业，会大量印发钞票以应付油价的上涨，从而导致通货膨胀。我们从英国的情况就已经看出，通货膨胀是失业的原因之一，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从中汲取了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