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开始了，按照惯例，先由各国首脑轮流发表简短的致辞。第一次会议时，施密特总理在我之前发言，而第二次会议时则排在我后面发言。我们发现我们俩强调的重点完全相同--抗击通货膨胀的重要性、运用价格机制限制能源消耗的关键作用。我的致辞好像被大家广泛接受--不仅是德国人，这是拉姆斯多夫后来告诉我的，而这可能是英、德两国立场最接近的一次了。我提出，我们现在的许多困难都是因为追捧凯恩斯的理论造成的，这一理论是强调公共开支的赤字财政，而我则强调为了扼制通货膨胀，需要控制货币供应量。在我之后，大平正芳先生和施密特总理都发言提出了与我相似的观点。但后来发言的吉斯卡尔总统则极力维护凯恩斯的理论，并明确拒绝了基础自由市场的方法，称其是没有必要的市场紧缩理论。意大利总理安德雷奥蒂支持法国的观点。他当时担任总理，在我任首相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又一次出任意大利总理。这显示出欧共体发生分歧的根源是最根本的哲学上的差异。
此事也反映出吉斯卡尔总统和安德雷奥蒂总理两人的个性特点。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从来都不是让我感兴趣的那种人，而我强烈地感觉到，他对我也是这种感觉。因为我对法国式的魅力颇有好感，但吉斯卡尔看起来像一个右翼人士，所以实际情况比看起来更让人感到吃惊。和他谈话比较困难，因为他说出的话像是经过精心酝酿的散文一样，没法插话进去。他的政治观点也与我大不相同：虽然他拥有贵族的气质，但却有一种专家政治论者的倾向。他把政治看作是精英们的一种运动，要由精英们为了人民的利益来进行，但同时又不让人民真正参与其中。如果专家政治论者们真的是超脱于我们其余人的热情和利益之上的淡漠的知识守卫者，那就此问题可能还会有些话说。但是，无论从知识模式还是政治模式来看，吉斯卡尔总统都不属于此类：他只是冷淡地表达自己的热情。
与法国总统相比，安德雷奥蒂总理和我之间也没有更多的共同点。而且，这位意大利政府中明显不可或缺的人所代表的政治观点，我更是不敢苟同。他对原则好像有一种积极的厌恶，甚至深信一个有原则性的人注定会成为一个有趣的人物。他看待政治就像是18世纪的将军看待战争一样：军队只是在阅兵场上进行大规模的精心演练，从不会真正地发生冲突，而是在双方的力量对比非常明显的情况下，为了避免造成破坏而宣布胜利、投降或者妥协。意大利的体制更需要一个做政治交易的天才，而不是一个深信政治真理的人，而这在欧共体中当然被认为是符合社交礼仪的，但我却对这样的人不感兴趣。
日本人的热情好客让人很难对东道主主办这次会议的质量提出更多的要求。但在会议的某一阶段，我不得不插话以澄清我们正在讨论的到底是哪一份联合公报。日本天皇设宴款待我们的那天晚上，日本的官员们开始工作了。大约凌晨2点，我穿着睡衣走过去，想看一看联合公报的起草者们工作完成得怎么样了。我发现，他们还在根据我们的讨论修改早先写成的草稿，并且列出了可供选择的词句，以待第二天开会时讨论确定。我希望我们这些与会者也能像他们这样敬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