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因老病致仕后，朝廷数次派遣廷尉张汤亲至董家问朝政得失。于是董仲舒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示范如何将儒家经典应用于政治、刑狱。此书已经散佚于东京末年董卓之乱，不过仍有零星资料存世。
举一例说明何谓春秋决狱。
案情非常简单，乙与丙先是言语争吵进而斗殴，丙拔出佩刀将乙刺伤，乙的儿子甲执木棒击丙，不慎误伤其父乙。依照本朝法律，伤害父亲的不孝行为应处以枭首。董仲舒分析此案：父子至亲，儿子得知父亲受到威胁，理应前来援救，并非有意伤害父亲。《春秋公羊传·昭公十九年》记载，许国国君许买生病，服用世子许止所进的药物后死亡。孔子批评许止进药有误，没有尽到为人子的责任，但因为他不是有意要杀害父亲就又予以原谅。这就是“君子（指孔子）原心，赦而不诛”。依据“论心定罪”的原则，乙的儿子没有主观上的故意，因此无罪免刑⑩。简而言之，只要能证明犯罪动机符合《春秋》大义的道德规范，违法行为也值得原谅甚至需要鼓励，无论罪行如何一概无罪。
用儒家经典《春秋》作为断案标准，根本原因在于，该书宣扬的大一统思想和君臣、父子、夫妻关系的思想，适应统一的中央王朝的巩固。董仲舒的人品无可指摘，是精通经义又熟悉律法的大家，他在司法裁判中毫无疑问能够把握“必本其事而原其志”的原则，将主客观方面结合起来。
问题是，确定罪犯动机的权力归属各级官吏。
张汤和那些良莠不齐的儒生出任司法官吏以后，结果便完全不同。他们把“必本其事而原其志”简化为“原心定罪”，片面强调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方面，而不结合客观事实。再者，春秋决狱缺乏统一的标准，这又为营私舞弊、任意而为大开方便之门。对于同一性质的行为，裁判其罪与非罪往往存在本质的差别。纵然是同一罪行，量刑也相差极大。这在事实上造成法律与道德的高度混同，也是导致本朝四百年间司法官员主观臆断流弊的根源。
张汤对这些纯粹的理论分析抱有多大兴趣不好妄下评判，但既然武帝已经将《春秋》当做法典来使用，廷尉作为帝国最高司法官员，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为每一件案件的审理定罪都找到《春秋》原文的支持。然而，元鼎年间的徐偃一案却说明，张汤本人绝无能力做到。
博士徐偃假传圣旨，命令胶东国和鲁国煮盐、铸铁。张汤时任御史大夫，弹劾徐偃“矫制大害，法至死”。徐偃引《春秋》为自己辩护，大臣离开天子管辖区域巡查地方，遇到利于国家臣民之事，可以专权办理而不必提前奏请。{11}起自文法小吏的张汤无言以对，武帝下诏询问儒生终军。终军批驳徐偃时同样引用《春秋》，古代诸侯在本封国境内享有生杀决断的最高权威，当时彼此风俗不同，每隔百里就音信不便，因此才有大臣专权处理的规定。本朝一统天下，所有各郡、王国、侯国一体遵行汉律，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天子治下，现在已不存在离开天子管辖区域的说法{12}。武帝大为赞赏，特意下诏将终军的反驳交御史大夫张汤。
此案发生在张汤任御史大夫后期，他在廷尉任上就已开始春秋决狱的实践，应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武帝的诏令显然暗示着对张汤的不满。这就可见获得武帝的满意并不容易，恰如其分地引用经典也并非易事。为此，张汤特意聘请精通《尚书》、《春秋》的博士弟子担任廷尉史、掾属，解释法律条文以审理案件。其中最为著名者当属兒宽，此人在下文还会有详细说明。
张汤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全拜武帝所赐，实践又证明武帝的权威又不容有任何的质疑，于是他处心积虑地维护武帝的至高权威，君臣之间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廷尉需要向天子上奏疑难、重大的案件请求裁度，张汤的做法是，一定先把案件来龙去脉说清楚，尽可能罗列出可供参考的判决意见。这就使得武帝仅须将符合自己意图的建议选出即可，最终却仍然能感觉得到正是自己做出的最后决定。张汤则按照武帝的意见形成最终的判决，并以武帝的名义记录存档成为“廷尉挈令”，补充进入帝国法律条文之中，突出武帝的贤明。张汤可以确定，武帝一定对自己的紧紧跟随极为认可，也应该对自己的小心谨慎感到满意。
总体而言，如此行事并不会危及他人，算是一种无奈而乖巧的生存技巧。真正值得深思的是，张汤因着春秋决狱的便利无原则地迎合武帝。武帝必欲治罪，张汤就安排严酷的掾史负责，武帝想要赦免，张汤就启用宽厚的僚属办案。
简单的评价是，张汤卑鄙而龌龊。不过，给这么聪明的人一个如此简单武断的断语，未必就是聪明之举。本朝法律的实质是，皇帝将最高立法者和司法者的身份集于一身，换句话讲，只要是武帝欲置之于死地的人就绝无生还的可能，只要是武帝想要赦免的人就万无死去的担忧。
或许张汤正是因为已经透彻看清了这一点，才不愿再做无谓的挣扎。结果已经可以预见而且绝不可能更改，坚持原则强加给武帝一些羁绊，并不能更改罪犯或者悲剧或者喜剧的结果，却会因为触怒武帝而必然给自己带来悲剧。来自内心深处的这种无助和绝望，使张汤卸下了一切道德顾虑，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就只剩下一副赤裸裸的小人嘴脸和不堪入目的鹰犬角色。
庆幸的是，张汤在自己权责范围内的所作所为。面对犯法豪强，他一定巧立名目以定罪；面对编户平民，他在多数情况下总不忘记请求武帝从轻发落。
以今天的观点看，这算不上严格执法，从道德的角度讲，却有可观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