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告别了我肆无忌惮而又危险万分的化学实验后，我很快便发现了无线电的乐趣。我在商店里看到一盒无线电收音机的零件套，里面有电磁圈、可调校的电容器、一支晶体棒，以及一双耳筒和一些电线，还附有一支螺丝起子。我央求双亲说：“买吧，不危险的。”“如果你能够成功，我还会买更多零件给你造别的款式的收音机。”父亲说。随后几天，我一直沉浸在无线电里，但过程很棘手，幸而坚持总会带来回报。我最后还是明白了无线电运作的原理。当我最终由耳筒里收听到电台广播，那感觉奇妙极了。在什么也没有的空气里，竟然可以蕴藏音乐，简直是魔术。这段往事令我感受甚深，也可能在我心中埋下种子，日后萌发成对电机工程的兴趣。在研究收音机的过程中，我知道我东摸西弄的东西叫半导体，正是这种电晶体，令萧克莱（William Shockley）和巴丁（John Bardeen）在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的贝尔实验室发明晶体管（港称原子粒）。晶体管开展了电子时代。1949年我与父母离开上海移居香港并入读中学，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是我一生种种重大转变的开始。一个昏暗的秋日，我们登上离开上海的轮船，我清楚记得，船驶离码头时，我在甲板上遥望外滩天际，心里不知道是否还能再见同一景象。灰蒙蒙的天空令人更不好受，我们对离开熟悉的家园远赴异地，心里都像压下一块石头。到了香港，我和弟弟进入由基督教兄弟会主办的圣约瑟中学，我的几位表兄弟都在那儿就读。这儿的学校却与上海的有天渊之别。首先，除了中文和中国文学课，老师说的都是英语，其次，同学说的尽是广东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幸好校规很严，在班上所有同学都得说英语，这么一来我倒可以和别人沟通。
我完全适应香港的学校生活，中学会考时，成绩在全港头十名之列，顺利升上预科一年级，准备报考当时香港唯一的一家大学，也就是香港大学。一些课堂活动也令我印象犹新。比如化学课堂上有关勒沙特列原理的一次示范。勒沙特列原理指出：所有自然化合物，都是通过构成此化合物的各种元素将个别元素间互相施加的压力减至最小的过程而形成。因个子细小而有“小人”之称的化学老师，为了说明这原理，叫班上的同学使劲推他。最后他自然是给推到课室的一角，但直接把他推动的其实只有两三位同学，而这两三位同学又是给别的两三位同学所推动。这种紧密的结构，又称几何规律晶体结构。“小人”老师以生动有趣的示范，在我的脑海中深深印上了晶体的结构形状。我得感谢他打开我们的心扉，让我们用这么简单的方法，认识一些复杂的概念。在预科一年级里，学校还为预科同学们提供了很多自我发挥的机会。 在我接受小学教育的日子，我学会阅读、写字和计算，与此同时，我有机会通过有趣的方法，探索更广阔的知识，而且常能得到专心致志的教师的指引，以及同学的互相推动。我学会紧记大量资料的技巧，以及如何运用各种学习工具，但绝不是硬背死记，而是运用脑筋利用这些资料和工具解决问题。即使在大学里，我学习的也只是如何利用工具令知识的发掘更深更广，并且要能触类旁通。我能将思想的羁绊减到最少，从而独立思考。我可以举个例子说明这点。我新加入一家制造通讯器材的工业机构时，我的第一位上司对我说：“你设计的这个扩音器，为什么只用上了你由大学里学来的基本理论？这只是书上教的理论，你无须重复你已做过的事情，而是要运用学得的知识，创造出新的设计。”我这才明白，我没有必要像回答考试试题一样，显示我学过多少知识。事实上，我不久便发觉，在大学里所学的，只有一小部分在工作上派上用场。在中学和大学里所受的严格训练，只是令我们学会怎样学习，以及在有需要时知道怎样求取新的知识。对我自己的学习过程来说，我相信我实在幸运，能够走上一条理想的道路。在完成中学课程之后，我乘上铁行的S.S.Canton号客轮，前赴英国接受大学教育。即使在远赴异国的航程中，我也上了一生中珍贵的一课。但在交代这次航程如何开启我的前路之前，我得先说说我的一点个人家族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