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国的传统，同一家族的人都住在一块。我的祖父母一代，仍保守着这传统。我们的家族，就聚居在一个大庭院的多个房舍中。向南的大屋，住了我的祖父母和他们尚未成婚的子女。两边房舍住的是我的已婚叔伯，每家房舍都是独立的。我父亲是第三子，在他的两位哥哥搬到两边厢房之后，他顺理成章也要搬过去。当时婚姻全凭媒人穿针引线，男丁按序成婚完全没有问题。祖父是长子嫡孙，自然也是一家之主，是家族名声的守护者，他希望弟妹子孙都能以其系谱为荣，要维护家声，光耀门楣。我父亲与他的新娘子搬到厢房不久，便离家前赴上海。我母亲归宁，父亲则远赴美国研读法律。两年后他回到上海，已是位法理学博士，兼法律硕士。这种干才在当时极少，他一回国，立即就获市长接见，招揽为一特别法院效力，这法院乃按上海国际社会的要求而设立，专门审理与外国人有关的民事及刑事诉讼，以保障“国际市民”的利益。父亲尽管才二十多快三十岁，也没有执业经验，已获委任为华人法官，与外籍主审法官一道审案。他的任命，相信与他受过律师训练而且能讲能写英文有关。但如果是我，年纪轻轻便要与年长的外国法官共事，一定不好受。
我想父亲的职位也是装饰的成分居多，而不是因他年轻有为而受到尊重。后来我有机会向父亲叩问他年轻时的这段重要经历，他只透露一点点他审理过的一宗谋杀案。这宗涉及一位社会名流被杀的案件，成为报章的头条新闻，报道中也提到父亲的名字，令他也成了公众人物。但他没有向我们细说案件详情，他认为作为一个律师，案中情由必须保密，除了他和当事人，不能向其他人披露，即使在数十年以后。那是个动荡的年代，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民国，但没有单一势力足以统御全国，各地军阀拥兵自重，雄霸一方。上海为蒋介石势力范围，他护卫中山先生有功，后获委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当时上海仍是个条约口岸，分成三个区域：法租界、公共租界（由八个欧洲侵略国管治），以及华界。国民政府虽宣称上海主权为中国所拥有，但乐于让租界保持原来的运作模式，也因此租界一直相对安定平静。父亲在租界买了一套房子，过其二人世界的生活，这种“摩登”的生活方式，让他们可以不用活在双亲的监视之下。他们不久便诞下一名女儿，几年后又添一男丁。
我母亲身材细小，生育绝不轻易。可惜两名小孩都因染上麻疹而夭折，长女还未进入青春期，幼子才不过四岁而已。这种传染病在当年十分流行，数以千计的小孩都因受感染而死亡。母亲再流产了两次，才怀了我，这以后她的身体也变得羸弱了。也因此，我们两兄弟小时都备受宠爱。父亲曾在美国住过一段时期，对当地的二人世界家庭颇为欣赏，不过，他对子女的管教既传统也现代。弟弟和我与父母的关系有点疏离，我们主要受家庭教师影响，他教我们古文，还有英文和各种普通科目。对于父母，我们不过像每天恭听大人物讲话，向他们汇报生活情况，谦逊有礼，恪尽本分而已。我们年纪稍长，便自行寻找新鲜的事物去。在半传统中国式教养和半放任式西方教育下成长，我和弟弟都不自觉地养成自立能力。比方说，老师要我们背诵课文，却从不加以解释；又要我们记诵乘数表。这样，我们就记住了中国不少出色的文学作品，乘数表也能由一一如一，背到九九八十一。
后来我发觉，我挺喜欢记诵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一连串的数字，像圆周率是3.1415926……直到第三十五个小数位，我也可以背诵如流。我也意外地发现，我不明所以背诵的古文，留给我自行解读其中涵义的空间，我喜欢怎么解就怎么解。孔子说：“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我认为这些文章的作者是借文字表达他们的思想，但文字往往不能完全涵盖他们要表达的意思，我们要完整地掌握作者的意念，必须探索文字的言外之理。孔子的话给我莫大的启发，促使我运用自己的思考，发挥对事物的独特见解。是孔子的哲学，令我成为一名出色的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