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男仆兼三轮车司机把我带进学校，对我说：“在这里等一下就会有人来，你看那边那些小朋友，他们都是你的同学。”说毕转头便走。我独自站在校园里，不知如何是好。眼前景象对我完全陌生，到处都是小孩，有的跑来跳去，有的吵闹谈笑，也有的像我一样，呆呆地站着。突然，好像有几下铃声，然后所有人都走动起来，风也似的经过我向各个不同方向跑去。不一会，所有人都不见了，只有我仍在原地不知所措，双腿像粘在地上一样。“你准是高锟了，我们在到处找你呢。”一位和蔼可亲的姑娘对我说，我也不知她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她伸出手掌，我毫不犹豫也伸出我的。“我是你的班主任，”她继续说，“明天，你要准时在八点钟响之前到学校啊。” 这就是我上学的第一天，当时我八岁。在此之前，我在家里接受教育，和小我两岁的弟弟一同上课。由一位老先生教我们读古文，另一位菲律宾人则教我们说英语。在家里接受塾师教导，是当时仍奉行的传统教育方式，我的父亲、我的祖父，都是那样子启蒙的。我们念的是四书五经，但老师只是叫我们背诵，从来没给我们解释过课文。既然如此，我就可以随意以四书为我注脚了。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现在的理解是：“学以致用，是最令人快乐的一回事。”“温故而知新，不亦乐乎！”我认为那是说：“不断研究发掘，是发现新知识的方法。”孔子无疑是在“研究”概念出现之前，为现代的“研究”一词下定义的第一人。最近在一次有关背诵学习的讨论中，我曾指出：“如果我们不将脑袋塞满知识，尤其是前人的名言隽语，又或者密尔顿的诗歌，也就难以领会一种语言奥妙的表达力。”语言的发展是一种不断累积的过程，我们利用语言和引用前人的话，表达自己的思想，向接收者传达准确和有启发性的讯息。语言刺激我们的思维，如果接收者本身也具有丰富的知识，更会闻一知十。因此，背诵也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对学生并无坏处。背诵的弊端，在于教师认为考试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如果学生不事背诵，那才是灾难。背诵是把有用的知识永远嵌进脑袋的唯一方法，这么一来，日后有需要时便可以立即把知识由脑里提取出来。我深信背诵的日子对我的一生起着重要的作用，我的弟弟虽然比我年轻，但对背诵也完全没有问题。我就读的第一所学校，有幸是由一群欧洲留学生创立的实验学校，他们是第一批赴法留学的大学生之一，对法国的教育制度大为倾倒，分别在中国和法国筹备多年，于巴黎成立中法大学，以及在中国成立多家相联系的小学和中学。我和弟弟就是入读他们在上海成立的一家小学。他读小一，我读小三。我们住在上海的法租界。1941年12月8日，美国向日本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进占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事实上，在此之前数年，上海已落入日本人之手，但租界仍由外国管治。日军进入租界时，倒没有遇到任何反抗。战时的上海也相对平静，到1945年日本败退前夕，美机开始向上海展开轰炸。我亲眼看过一架美国战机和日本战机展开空战。从窗外望出去，两机在空中不停打转，发射机枪的声响历历可闻。
在战时，我们如常上课，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教师中有不少是大学教授，他们没有随国民政府撤退到陪都重庆。我们学的都是一般科目，但在中文和法文外，也要学日语。奉行法式教育是我校的特色，至今我还记得当时唱过的一些法国歌曲，像《在亚维侬桥上》（Sur le pont, D’Avignon）和《马赛曲》（La Marseilles）。也记得一点法国的著名诗歌，像《蝉与蚂蚁》，说的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借此说明勤劳的重要。五十年后，在上海一次几经艰辛组织才得以举行的旧同学聚会中，我就用法语念出这首诗。在台下聆听的，是当年教我们法语的老师，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一时间，我们恍惚又回到五十年前，返老还童，再次回到学校里来。我们对母校都心怀感激，老师对学生的关爱和严格的教导，令学校不只是传授知识之所，而是培育人格，充实文化素养的苗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