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严重的问题是，军队内部出现不稳定的种种迹象。民众只是在抗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迫使委内瑞拉政府推行的严厉措施，因此，一部分军人对政府下令向他们开枪而心怀不满。查韦斯在病愈之后对国家的政治形势进行了分析。他在后来说道：“1989年2月27日……在我的一生之中留下深刻印记！”他一直对委内瑞拉的两党体制持批评态度，因而与3名同伴在1982年组建了“玻利瓦尔革命运动200（MovimientoBolivarianoRevolucionario200）”。（1994年，他在该组织的基础上组建了“第五共和国运动”）。史蒂夫·埃尔讷长期担任委内瑞拉东方大学的经济史教授，是委内瑞拉政治事务专家。他认为查韦斯等人最初之所以成立“玻利瓦尔革命运动200”，目的就是要打击石油繁荣时期滋生的腐败猖獗现象，重建一个清廉政府。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社会动荡、特别是“加拉加索”发生之后，该组织开始认真分析委内瑞拉的社会、经济形势。“加拉加索”发生之后，查韦斯意识到，“我们已经走上一条誓不回头之路。我们决意拿起武器进行抗争，绝不效忠于一个屠杀人民的政府！”。由下级军官和一些左派人士组成的“玻利瓦尔革命运动200”开始为一场军事政变进行筹划。佩雷斯总统终于意识到，如果还想继续掌权，就得改变自己的政策。因此，他修改了一些备受争议的措施。他的改革计划降低了国家的通货膨胀和政府财政赤字，却使失业率激增，贫困问题也变得更为严重。一系列的经济指标都令佩雷斯感到沮丧。1989年，委内瑞拉的贫困率由46%升至62%；极端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4%升至30%。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委内瑞拉扩大了石油生产，由此带来的收入使佩雷斯可以暂时松一口气。然而，他的支持率正在不断下滑，社会冲突并未出现缓和的迹象。恰恰相反，委内瑞拉社会宛如一口再也撑不下去的压力锅。现在，使它爆炸的最后一个因素就是一名敢于站出来为民请命的英雄人物！
从某种程度上看，查韦斯与佩雷斯总统之间不应当出现对抗。两人都来自委内瑞拉西部，有些相似的卑微出身。正是在佩雷斯的第一个总统任期，21岁的青年军官查韦斯获得总统颁发的佩剑。佩雷斯曾经敢于蔑视美国，谴责它对第三世界推行的经济政策。然而，他在后来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以至于被视为两党体制失效的象征。1992年2月4日，查韦斯中校开始行动了！这一天的午夜，他指挥6000名士兵袭击加拉加斯等4座城市。即使在几年之后，查韦斯仍然坚信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认为这场政变是“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独裁统治，反对《菲霍角协定》的独裁统治，反对委内瑞拉寡头集团的独裁统治”。①
大量坦克和装甲运兵车驶过城市街头，反叛者的武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伞兵和装甲部队控制了城市的要害地点，包括一处靠近加拉加斯以及总统宅邸的空军基地。刚刚入睡的佩雷斯接到国防部长打来的紧急电话，得知马拉凯发生军人政变。《时代》杂志的记者说，查韦斯手下的一名士兵清楚地看到了佩雷斯，但他有些缺乏勇气，因而没有开枪。佩雷斯迅速离开宅邸，通过一条秘密通道赶到位于加拉加斯中心的总统府。此时，政变部队正在用迫击炮和步枪攻击总统府。查韦斯在位于拉布拉尼谢历史博物馆的总部指挥战斗，下令向总统府发起攻击。佩雷斯在考虑一番之后，决定向全国人民求助。于是，他在贝内维希翁电视台发表电视演讲。佩雷斯非常幸运，因为政变军人未能使平民百姓像1989年那样走上街头。查韦斯未能夺取总统府，因而意识到政变已经失败。政变发生12个小时之后，他答应投降，条件是允许他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查韦斯头戴那顶标志性的伞兵贝雷帽，宣布自己为这场政变承担一切责任。他呼吁自己的同伴们缴械投降，并宣布：“现在，我们无法实现事先制订的目标。”政变结束时，15名士兵和数十名平民死亡。查韦斯被押送到蒂乌纳军营，“一处宁静、整洁的场所，有一片片草坪，刚刚粉刷过的军营和马厩”。查韦斯被送进楼上的一间办公室，在沙发上坐下来。后来，他被投入亚雷监狱，并将在那里服刑两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