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利克没有在克林顿政府任职，但他必定对新自由主义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发展感到兴奋。1994年1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美国众议院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并在参议院以更大优势获得通过。接下来，比尔·克林顿总统邀请西半球各国领导人齐聚美国迈阿密，讨论创建美洲自由贸易区（FreeTradeAreaoftheAmericas）。在迈阿密峰会上，克林顿宣称：“现在，我们可以大声地说：西蒙·玻利瓦尔的梦想终于将在美洲大陆上实现！”克林顿的宏大愿景距离实现之日似乎还很遥远，但许多人表示了支持。包括加拿大、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内的33个西半球国家的领导人赞同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根据克林顿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构想，美洲自由贸易区将成为从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一直延伸到火地岛的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区内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达到13万亿美元，消费者人口多达8亿。1994年，就在世界各国领导人纷纷表示支持成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同时，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正式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实际上，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规则将成为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的指导。
非政府组织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感到担忧，将其视为自然环境的威胁、工人家庭的梦魇。对美国而言，由于大批企业纷纷迁往工资低廉、劳动保护标准较低的墨西哥，整个国家将会损失数十万个工作岗位；对墨西哥而言，政府不得不把比索贬值，以便吸引对于出口导向型经济所必需的外国投资。然而，比索的贬值给墨西哥带来一场经济灾难，800万个中产阶级家庭由此陷入贫困之中。在许多人看来，美洲自由贸易区将迫使西半球各国政府放松管制，实行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私有化，因而加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激烈竞争”。批评者认为，企业界在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中享有前所未有的优势，有关保护劳工和消费者利益、捍卫人权和加强环保的机制却没有纳入其中。一份报告指出：“数百名企业代表正在向美国谈判代表们献计献策……500多名企业代表在接受忠诚调查之后可以接触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文本。公众所不知道的事实是，企业界实际上正在为美洲自由贸易区编写规则。”一些人指出，新自由模式借助美洲自由贸易区之类的协定大行其道，不断把消费主义色彩浓厚的美国文化推向全世界。记者格雷格·帕拉斯特写道，美洲自由贸易区绝不仅仅是一份贸易协定，“美洲自由贸易区是一种正在形成之中的多国政府（multi-stategovernment），有法庭，有未经选举产生的行政领导。它甚至有权认可或否定一国限制外国投资、约束外国产品销售或管理外资企业污染问题的法律”。
迈阿密峰会表现出一种团结一致的气象，然而，很多人并不认同克林顿的贸易日程。乌戈·查韦斯就不肯接受克林顿的主张，认为他根本就是在曲解西蒙·玻利瓦尔的历史作用。他认为克林顿的言辞是“给历史真相的一记耳光，是给所有知晓历史和玻利瓦尔理想的人的一记耳光”。当西半球各国首脑在迈阿密举杯祝贺时，查韦斯动身前往古巴。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因为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反对自由贸易区而被排斥在迈阿密峰会之外。很显然，卡斯特罗并不因为自己未曾收到会议邀请而有任何遗憾。他疾呼道，美洲自由贸易区“无疑将导致美国吞并拉美”，被排除在美洲自由贸易区进程之外恰恰是他的“巨大荣耀”。迈阿密峰会没有反抗者的立足之地，而“我们就是反抗者”。卡斯特罗说，倘若古巴接到邀请，他也乐意到迈阿密走一趟，“好让他们知道，我们绝不惧怕那些法西斯黑手党（古巴流亡者）”。
当查韦斯抵达古巴时，发现卡斯特罗已经恭候多时。“我感到非常惊讶，”他后来回忆道，“我一直盼望见到他，但从未料到自己能够在机舱门口就能见到他”！卡斯特罗热情拥抱了查韦斯。在此后的岁月里，两人的合作与私交都变得愈来愈紧密。对查韦斯而言，能够见到大名鼎鼎的卡斯特罗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荣幸。两年之前，身为委内瑞拉现役军官的查韦斯闯入人们的视线。他策划一场旨在推翻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CarlosAndrésPérez）总统的军事政变。政变失败之后，他被投入监狱。在这段囚禁生涯中，他博览群书。他回忆道：“我读了大量关于卡斯特罗的著作。”那时他就想：“上帝！我在出狱之后一定要见一见菲德尔！”他在入狱两年之后被特赦，并组建一个名为“第五共和国运动”的新政党，其成员包括他昔日的战友和一些左翼政治家。他在前往古巴访问时只不过是一个委内瑞拉政坛新人，卡斯特罗却给予他国家元首一般的礼遇。在此后10年里，两人展开紧密的合作，并产生深厚的友谊。这段友谊之所以能够产生，最重要的原因也许就是两人对“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的强烈憎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