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想，那绵延一千多公里的鞭炮声，是我灵魂深处最动听、最深重的音乐。
父亲的一生坎坷多舛。小的时候家里不是一般的穷，父亲说他小时候吃得最多的东西不是红薯面，是苦。苦难在他的名字上也留下了烙印，他叫湘，因为他是在湖南逃荒的路上出生的。
但他是个汉子，无论多大的苦难都被他踩在了粗大的脚掌下。他的鞋子是四十四码的，身躯是弱不禁风的，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后来被家乡的夕阳镀上了一层又一层的金色，他开始变得硬朗，肌肉也结实起来。
人一辈子最幸运的事是能按自己的活法儿活——这是最大的惬意。父亲说。
我听爷爷说，在那动乱的十年里，父亲因为倔着性子不肯抓了狗屎往他高中老师的嘴里塞，而被红卫兵——他的同班同学拿了狗屎砸在了他的头上，他仍不屈，夜里挖了两块红薯烤熟了给老师当饭；大学毕业后，父亲没有按着分配的工作到乡政府去上班，原因只是他不想整日坐在办公室里发呆喝茶看报纸再发呆——那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
父亲坚持回家务农，他想自己干出点名堂。奶奶因为这事气得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
两年后的一天，爷爷的一个把兄弟李爷从县城回乡，开了一辆212吉普。那年月吉普车还是个罕物，看得村子里的小伙子大老爷们眼神都直耿耿的。
父亲经不住几个农伴的怂恿，偷拿了车钥匙，凭着自己大学里学机械制造提供的虚胆，打开了吉普车的车门。
李爷发现车钥匙不见的时候，父亲正在车上急得手忙脚乱——他不知怎么让车停下来！车快要撞到麦场边的那棵歪脖柳树了，父亲眼一闭，一脚踩了下去——他没有踩到油门——很幸运，车停了下来。闻讯赶来的李爷赶忙上前熄了火，将父亲从头到脚摸了一遍。还好，没伤着。
行，是个苗儿！跟我学开车吧！总比在家待着强。李爷说。
父亲神差鬼使答应了，他觉得握方向盘比握锄头要有意思得多。爷爷想了想也勉强同意了，只是奶奶有些担心：开车可是玩命！命敢随便玩？！
到城里，腰杆子要直。临走时爷爷告诫父亲。
父亲说，嗯。
父亲跟着李爷进城学开车，就像老天早已安排停当了似的。因为他不学开车，是不大可能去云南的。后来才知道，李爷这么做是想让父亲接他的班、做他的女婿哩！李爷是县里水泥厂的书记，每天都会有几十、数百吨的货经过他手。可他偏又是个嗜酒如命的人，有几次正喝得酗的时候攥了发票就往厕所奔，父亲总是从他手中把货票要回，又递给他手纸。父亲小心地帮他打理好各方面的事，做生产日志算账甚至在厂里作的报告都是父亲的笔杆子写出来的。父亲成了李爷面前的红人，那时候父亲若打拐几吨货根本没有人知道，但他没有，他的腰杆子很直。后来，李爷认父亲做了干儿子。这是后话。
那是水泥厂联系的一批货，要送到昆明。李爷估摸着父亲开车已经熟稔，让他第一次跑了长途。车队由五辆老解放组成。那是1982年4月。父亲说。
冥冥中，天注定：父亲当不成李爷的女婿！
他在云南遇见了母亲哩！
跑长途的司机都知道，遭罪，受累，一不小心把货跑丢了还要自己兜着。一趟车跑下来，不掉个三五斤肉都不可能。两年的农活使得父亲身板强壮，而且他有着记路的本事，甭管哪条国道哪座高架桥，走过一趟，怎么也忘不了，这对于一个车队无疑是很重要的——以至于这趟车回来时，车队的叔叔们都管父亲叫“老马”，因为有一句老话叫做“老马识途”。有父亲在，车队少走了很多冤枉路。可父亲第一次出车，就出了件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