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为了祖国的《新生》第六章为了祖国的《新生》
鲁迅结婚后的第四天，和周作人一起东渡。他把婚事留下的难言的愁闷，暂时抛进了大海的波涛。返回日本之后，便专心致志地扑向他决心毕生从事的文学事业。
当时，正是尔后对鲁迅产生过深刻影响的章太炎在上海出狱后奔赴日本的时候。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在大踏步地向前发展，孙中山等人在东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组成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发行《民报》，同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派的《新民丛报》，围绕着改革中国的道路问题正在展开一场大论战。章太炎被推为《民报》主笔，他以渊博的知识和先进锋利的思想融于一炉的文章，揭露改良派"污邪作伪"、志在干禄的丑态，也揭露在革命潮流中赌博的吴稚晖等人"自慕虚荣"、"私心暧昧"的劣迹。章太炎的文章，说的是救国的真理，加上笔锋强劲，气概非凡，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鲁迅就是深受其鼓舞的一个人。他钦佩学问家的章太炎，更钦佩革命家的章太炎。他不仅爱读章太炎的文章，而且对他的政治见解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以1906年为界，在这之前，鲁迅主要是受改良派严复、梁启超的影响，而1906年之后，这种影响则由章太炎所代替了。从学洋务，到对维新的信仰，到站在革命派立场对维新派展开批判，这是青年时代的鲁迅思想成长的三部曲；它反映了当时中国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不断前进的步伐。
鲁迅弃医从文这种人生道路的改变，是与他政治上从改良到革命的变化几乎同时发生的。这之后，他充满着用文艺为武器追随革命派的渴望。他确信文学艺术可以救国，可以改变人们的精神，进而使祖国赢得新生。因此，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友人商定要办一个文艺性的杂志，期望通过刊物的呐喊，在文学艺术领域打开一个局面，为祖国尽一点力量。那时，他特别努力学习德语，很注意外国文学，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新兴的生气勃勃的文学，因此决定用但丁的一本诗集的名字《新生》作为这个刊物的名称。移用但丁诗集的名字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鲁迅用这个名字寄托一种希望：愿《新生》之刊能像但丁那样，大胆探索自己民族的灵魂，从而使古老的中华民族，能够获得新的生机，新的活力。
鲁迅不想把《新生》变成政治活动的园地，只是想发表一些唤起祖国人民新精神的启蒙之音。然而，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已迫近眉睫，周围的人都热心于实际的革命政治活动，对文学艺术很冷漠，用文艺刊物来陶冶精神的意义，还很难被人们所理解，因此尚未问世就流产了。这种流产除了"背时"的原因之外，就是原来热情支持《新生》的人也走散了。鲁迅返乡结婚之前，答应支持这个刊物的有许寿裳、陈师曾、袁文薮、苏曼殊等人。可是这次回东京后，虽然多了一个周作人，但袁文薮却到英国留学去了。袁文薮对于《新生》的命运是很重要的，因为原来要由他垫付创办刊物的款项。他一走，就只剩下不名一文的几个人了。蕴藏着许多美好憧憬的《新生》之梦的幻灭，使鲁迅感到一种失败的苦恼。刚刚迈上文学道路的第一步，就受到了挫折，何况为了迈出这一步，他们已经费了很大的气力。他们不仅拟好刊名，而且还特地印了稿纸，约了稿件，选译了一些外国作品。第一期的插图也已选定，这是从英国十九世纪名画家《瓦支画集》中选出来的一幅油画，题为《希望》，画一个包着眼睛的诗人，抱着竖琴，跪在地球上。鲁迅还物色了后几期的封面，准备选用俄国反战画家威勒斯卡金所画的髅骷塔，和英国军队把印度革命者绑在炮口上的几幅画。现在不仅这一切力气白费了，而且还招来了冷嘲与热讽，有人故意挖苦刊物的名称说："这不会是县试所取的进学的新生罢"。
《新生》的筹办，真像一场短暂的梦，倏忽幻灭了。失败给人以烦恼，但也给人以清醒和智慧。鲁迅思索着：是呵，自己并非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事业是很艰难的，需要有更充分的准备。然而失败丝毫不能挫折鲁迅的锐气，他继续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文学书籍，孜孜不倦地进行翻译和练笔。当他觉得自己的文章可以拿得出手的时候，便开始投稿了。最初他把稿子投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稿子付邮之后，他便焦急地等待着，期望有一天登载着他的文章的刊物寄到自己的手中。过了很久，上海给他来了邮件，但不是登着他的文章的刊物，而是他寄出的稿子原封不动地被退了回来。但他并没有气馁，他继续写着，不屈不挠地追求着。他把新写的稿子又寄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可是不久又照样地被退回来了，而且附了字条，说是这样的稿子，不要再寄来了，这是很使鲁迅感到失望的。不过鲁迅还是继续地写文章，然后寄出去。鲁迅以这种坚韧的性格，开始了文学道路的第一段路程，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韧性的精神，使他踏碎了前进道路上各种荆棘与障碍，胜利地走到了目的地。
尽管稿子被不断地退回，但是他的思想在艰难的磨炼中逐步犀利了。从1907年底到1908年，他在《河南》杂志先后发表了几篇重要论文，其中有的文章主要是阐述他的科学观，有的则着重阐述他的政治观、社会观、文学观。这些文章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所谈的一切都与改变人的精神息息相关，都在探索祖国的新生之路。这些论文尽管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但是一个青年思想家的非凡才能，却表现出来了。人们感到，他比写作《斯巴达之魂》的时代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