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 1987、1988 差不多每年一度。如今看来，当中以 1988 年圣诞的一次北京之行最为决定性。那是 1989年前北京一个安静的圣诞，纵使圣诞其时尚未被中国社会认可，北京也说不出有甚么圣诞气氛。但就是要亲身经历过那个一去不返的年代人事，你才会有今天的体悟。那段日子，社会的气氛隐隐变化，崔健刚刚出名，新思潮焕发。当时我是以特约记者的身份联络好些北京音乐圈人士，进行一个有关其时刚兴起的北京摇滚音乐的专题，回来之后曾发表在当年的《信报》及 Music Bus。
在那时候，你难免仍要用一种旁观的态度尝试了解这个国家。每一次回程，当走过罗湖桥，那种终于回家的感觉，曾是那样激荡心灵。像是返回文明，似是超生度死。的确，在那个年代，一条河，隔着两个世界。而后，间断也会有不少短程的过境小游，比如说，到深圳买书，到广州混混。中国之于香港人，更多的兴趣在于开发其廉价资源。而中国城市文化仍是遥远的。
２再回到北京，已是 1996 年的秋天。如果没有 88 年的那一趟，大概便没有 96 年这次的感怀。坐在其时新开发的三里屯零星数间的咖啡馆，中国城市，从未如此悠然过。就是那一次，第一次叫人有这感动：我不介意在这城市住下。
而我所不知道的是，从北京三里屯到上海外滩，就在那几年之间，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在进行。这早已不是我们从前以为认识的国度。
３再然后，在 2000 年“重回”上海，第一夜就走上其时最火红的 M on the Bund 露台看那传说中的外滩夜景，说不清的灯火璀璨繁华盛世，大概如此。那时的随想，已远非上海与香港的双城对照，王安忆式的徒然想起上海或香港，亦非张爱玲式的文明升华浮华思辩，而是有感于对岸浦东的科幻场景复制，这个城市不仅要拿回已失落的 40 年青春，而且更要证明它是未来的坐标。无论是那年浦东的景观，抑或是 2002年探访的长城脚下的公社，都说明了一件事，有一个全新的“小社会”，一种新兴的生活现象在这国家出现了。新一轮的企业家野心客在致力改变这国家，在创造着另一个社会，另一种都市感性及其生活方式。这，说实在一点，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明生活，一种国际水平的文明生活状态。过往，中国或者有城市，却没有城市生活。城市生活是关于城市的地标、方便感、美观度、卫生、消费、休闲，整体而言，就是一种对自己城市的归属感加批判力，一种城市人特有的感性。
城市归属感不是盲目单向的，不是无条件的。城市的激情，是有爱有恨，对城市诸多不满，但每次小别之后又盼望着赶紧回来。作为自命的城市浪游者，面对如此充满活力的迈向城市的进程，可说没有别的比这更吸引了。于是，有了这番中国新兴城市现象的纪录，我的第一阶段新新中国城市报告。
４如何述说一个城市已经太难，怎样才可述说多个新新城市呢？这已不是一个卡尔维诺（ItaloCalvino）式的问题─卡尔维诺那种“每次说着一个城市，我们就失去一个城市”的困惑，是源于文字、符号意义的力有不逮，每一次书写，到最终都只沦为虚构─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在书写的过程中，城市已多番经历变化，就在看此书的最终版时，也发现个别文章中提及的地点没有了，又或者某个热潮已过去了。书写已不能抗衡“中国速度”。今时今日的中国城市发展，就如电影《生死时速》中的巴士，只有一直保持加速，才可确保它不会爆破。问题只是：我们要做个旁观的观众，还是变成乘客的一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