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的反抗精神还不止于此。如果她的理想还不只限于在为自己雪冤报仇的话，那她的形象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高大了。作为一位复仇女神，她所关心的是全部冤狱的平反问题。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她提出了“从今后把金牌势剑从头摆，将滥官污吏都杀坏，与天子分忧、万民除害”的法制理想。为天子分忧的目的仍然归属到为万民除害的落脚点上。窦娥作为一个戏剧人物典型，《窦娥冤》作为一部大悲剧，关汉卿作为一位大艺术家，在此表现出来的思想上的深刻性与成熟性，在中国戏曲史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在元代公案戏中，关汉卿的公案所体现的法制精神是相当合理而充分的。法律，既是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集中体现，又是千百年来广大人民评判是非公道的理性凝结。因此，关剧中法制精神的充沛，既使作品具有颠扑不破的法律的保护外壳，又使得剧本具有合情合理的人民愿望的内核。法律的两重性具有很大界域内的交叉性和一致性，例如大德七年（1302年）“对冤狱”的大规模调查，既在主观上有利于皇家政权的巩固，又在客观上合乎人民的利益。前文提到关汉卿之所以有指天骂地、恨古非今的大胆气概，也是与他有着比较强烈的法制精神所分不开的。当然，在思想基础上他尊崇皇帝的既定威权，重视帝国法律及其实施问题，这与他心中的理想时代是相为一致的。
关汉卿的法制观念首先是要求执法者必须遵守法，即使是并不平等和严重歪曲的法律条令。执法者的不公是对法律的极大蔑视。王婆婆曾骂过衙门便是“活地狱”，“浑身是口怎支吾：恰恰相反是个没嘴的葫芦，打得来皮开肉绽损肌肤，鲜血模糊，恰浑是活地狱……你却官官相为（卫）倚亲属，更做道皇亲国戚？”道出了衙门不守法的普遍现状。
再如窦娥之所以不愿“私休”（嫁张驴儿）而愿“官休”，就是对法的极大信赖和尊重。可她马上就感到失望了。楚州太守桃杌从衙审状，当场就喝道：“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当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
但有来告状的，他首先跪犯人。衙役们刚开始还纳闷，问道：“相公，他是告状的，怎生跪着他？”
“你不知道，”桃杌坦白心事地说，“但凡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呀！”
这样一位有钱就认爹、见奶便喊娘的小人，这样一位靠搜刮百姓钱财过活的贪官，还能指望他能判出什么清白来呢？他的唯一本领就是屈打使招。“人是贱虫，不打不招”是这狗官的全部审案经验。就是对付窦娥这个弱女子，他也是命令衙役选几根大棍子往死里打；直到把窦娥打得昏死过去三次，他还命人喷了凉水再打。
窦娥痛苦地呻吟说：“才苏醒，又昏迷，捱千般打拷，万种凌逼，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打得我肉都飞，血淋漓，腹中冤枉有谁知！则我这小妇人毒药来从何处也？天哪，怎么的覆盆不照太阳晖！”
这就表现了在即使是极不平等的法律也不能得到兑现时，百姓们所感到的痛苦和悲哀。窦娥之所以变了鬼也要报仇雪恨，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恶不怕，是因为要实现法律的尊严，使自己的尊严、生命和财产得到起码保障。在承担了罪名，画押论定的时候，她仍然还存在着上级衙门或许会“复勘”纠正的幻想，临刑时的呼冤也是建立在法律的基础和尺度上的。
鲁斋郎更是一个不守法的典型。他的“胆有天来大，他为臣不守法，将官府敢欺压，将妻女敢夺拿，将百姓敢践踏；赤紧的他官职大的忒稀诧！”这不禁使人想起那个横行、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荒淫无极的阿合马父子。这位鲁斋郎开口就是：“你的浑家我要带往郑州去也，你不拣那个大衙门里告我去！”根本不把衙门法律放在眼里。官官相避，官官相卫，这就是元代的现实法律。
关剧的法制精神不仅体现在遵法、守法上，它还进一步反映了现存法律的不公平、不合理，宣传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一系列人民心中的法制观念。
以《蝴蝶梦》为例，王婆婆便是个知法懂法的明理人。她说：“岂不闻杀人偿命，罪而当刑？”葛彪既然打死了王老汉，那么王氏兄弟打死葛彪就是合理合法的。可是葛彪又是一个权豪势要，所以还得要王氏兄弟中的一人抵命，不然就不好向法律交账。最后还是包老爷聪明，用了一个置换的办法，让理应判死刑的偷马贼赵顽驴替死，这才完满了结此案。这就说明了元代法律的不公平，表现了人民意志与统治阶级意志的根本对立。
这种对立和交锋是特别明显的。元法是种族歧视的大法，皇亲国戚、衙内斋郎、舍人流氓“打死人不偿命，只当房檐上揭一片瓦”。蓄意谋害、嫁祸于人的张驴儿，企图赖掉钱财、杀人灭口的赛卢医，都是黑暗社会的畸形产物，都是受楚州太守的法律保护的。可作为人民意志的代言人的关汉卿，却偏偏不让她们安生和平；现实中实现不了的东西，也在理想和剧本中加以实现，比方昏官桃杌的削职为民，永不擢用；赛卢医的终身从军；张驴儿被凌迟一百二十刀处死，都是按照人民心中的法律观办事的。关汉卿甚至有时把这种对立，直接上升到最高统治者皇帝与人民的意志对立和冲突上去，揭露并纠正了皇帝的徇情枉法和执法不明。如让包公改字，杀掉鲁斋郎；如使谭记儿拿了势剑金牌，反而去问杨衙内的罪过……都是人民的意志在戏剧冲突中最终取胜了。
要实现人民愿望的理想法律，就必须具备坚定性和彻底性，还需具备策略性和巧妙性。关汉卿剧作中戏弄皇上的情节就是这两者绝妙结合之下的产物。
《蝴蝶梦》中的王婆也是这样的勇敢者和聪明者。王氏兄弟当场打死葛彪，报了杀父之仇；王婆就从理论上归结说：“若是俺到官时，和您去对情词；使不着国戚皇亲、玉叶金枝，便是他龙孙帝子，打杀人要吃官司！”只差说出皇帝犯法亦要吃官司的话了。
这王婆最能知法用法。一听说老汉身死，就马上反应说：“若是俺软弱的男儿有些死活，索共那倚势的乔才会打官司。”当儿子打死葛彪后，她又马上明白犯法了，她清楚地认识到“从来个人命当还报”，“少不得为亲爷遭横死”，主动带领儿子们投案自首，承认自家“犯着徒流绞斩萧何律”。等到包公断案时，她又巧妙地制造几次延宕，骂包公糊涂，使得案情终于有了转机。这就是巧妙地运用法律武器来进行战斗并大获全胜的典型案例，这可以同窦娥执法的坚定行动对应起来，构成人民群众知法依法、用法改法的范本。
虽然时代不允许关汉卿的法制精神得到全面而真实的实现，但舞台艺术形象上的这种对法的分析、研究和实现，对于唤醒人们运用法律作为武器，来自觉地同大量违法现象进行斗争，不怕牺牲而又不做无谓的牺牲，无疑是起了极大的启蒙和鼓舞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