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观点
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发表了《物种的起源》。此书引起了强烈争议，到1861年，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专门在年会时为它召开了特别会议。支持它的，反对它的，一一上前发言。有位批评家吹毛求疵地说，达尔文的书太过理论化，他应当“只把事实摆给我们，剩下的由它们去。”达尔文的朋友兼同事，政治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亨利?福塞特（Henry Fawcett）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写信给达尔文，转述人们对他理论的接受情况（出于个人健康和家庭职责等方面的原因，达尔文从不参加这类会议）。达尔文给福塞特回了信，对事实和理论之间的固有关系作了解释：30多年前，很多人还认为地质学家只需观测无需理论。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有人这么说：真要这样的话，去碎石坑里数数卵石、辨辨颜色，就算是在搞地质了。真奇怪，难道人们就看不出来吗——所有的观测结果只有在支持或反对某种观点时才有意义啊！在为《科学美国人》杂志撰写的第一篇月度专栏里，我把上述引文作为文章的核心，并由此在文章最后一段里提炼出一条“达尔文格言”：所有的观测结果只有在支持或反对某种观点时才有意义。
达尔文格言道出了本书的科学哲学观：要想让观察结果发挥作用，必须把它们用来检测某种观点——论文、模型、假说、理论，或者范例。由于事实自己不会说话，必须通过某种观念来对其加以阐释；感知需要概念。科学是数据与理论（感知与概念）的完美结合，而数据与理论共同构成了科学的基石，它们是理解世界如何运转的最有效工具。我们不能把理论与概念从数据与感知中分离出来，正如我们在人与世界之间，永远也找不到一个真正客观的阿基米德支点。
讽刺的是，我在本书里要反对的观点之一便是：认为在社会科学，尤其是在对人类社会和经济行为的研究当中，达尔文及其进化论站不住脚。尽管科学家们早就一致反对在公立学校的生物课上教授创世说和神创论，并对科学教育的混乱现状、达尔文进化论的乏人接受（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国人认为人是进化而来的）大感不满，可对于尝试把进化论认识应用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上，大多数科学家（尤其是社会科学家）仍存在强烈的抵触情绪。这种抵触情绪的最初起因（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是把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尤其是极端的遗传学观点（正是这些观点，导致了美国对智障患者施以绝育手术，亦导致了纳粹倡导的所谓优生计划，进而展开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等同起来。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科学家们的态度来了个大转向，竭力反对一切用进化论研究人类行为的尝试，把目光局限在社会文化方面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