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把生活看做是经济学，又如果我们把能帮助别人的东西（尤其是友谊）都看做是资源——那么，按照银行家悖论，我们必须评估相关人等的信贷风险，做出艰难抉择。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利他主义是这里要解决的更大问题：为什么我应该为了保留别人的基因，牺牲我自己的基因呢？或者，更技术化地讲，利他行为降低了我自己的繁殖成功率，同时提高了他人的繁殖成功率。
标准理论为利他主义提供了两条进化道路：选择亲属（血浓于水）和互惠利他（如果你帮我抓背，我也会给你抓）。帮助自己的亲属，帮助愿意回报我的利他行为的人，等于是我在帮助自己。故此，进化选择了那些倾向于做出利他行为的人。当然，有个限度。由于资源有限，我们不可能帮助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评估信贷风险，有些人的风险比另一些人更大。这就又出现了银行家悖论：最需要援助的人最难获得援助，反之仍是富者愈富。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因为酒肉朋友可能会假装出利他的样子，等真正处于恶劣环境时，他们根本不帮我们的忙。而真正的朋友，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深切关心我们的安危。“酒肉朋友最爱假装成这种人，”托比和考莫斯迈德认为，“如果你是原始猎人，没有几个深切关心你幸福安危的人，你极可能因为环境的动荡而受到伤害——只能听天由命。”环境越是糟糕，拥有真正的朋友就越重要，我们过去的进化历程，可不像郊游野餐那么轻松。
按照托比和考莫斯的看法，进化所选择的人类适应性，能帮助我们解决银行家悖论这一困境，包括让我们：（1）寻找本群体中其他成员对我们可信性和可靠性的赞誉；（2）培养群体其他成员最希望我们具备的品性；（3）参与承认并强化这类个人品性的社会活动；（4）避免参与可能会令人做出不可靠行为、获得坏名声的活动；（5）注意其他人身上类似的可信赖特点；（6）培养区别患难朋友和酒肉朋友的能力。托比和考莫斯得出结论，银行家悖论让我们产生一种进化心理状态，“如果你对某个人来说极为可贵（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那么你在困难时期的存活，就对该人有着极大的利益。这样一来，由于他们关心你的生存，使得他们对你而言极为宝贵。他们与你有着利害关系，意味着你与他们也有着利害关系。而且，只要他们承认这一点，你对他们的初始利害就会得以强化。”一旦奠定了友谊基础，那么，靠着这种强化，穷人也能变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