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江
记得几年前，北京有家文学刊物，刊出过一位诗人以孩子父亲身份对现行语文课所作的质疑，该文当时在文化界激起了一定反响，还被脑子快的书商拿来做了选题，汇集了诸多“社会贤达”对现行教育体制的腹诽，出版前后打书评热闹了一阵，就再无音信了。我当时就跟身边的熟人说过，比照现实里存在的学校教育问题，那些“贤达们”为之气愤、叫嚣的琐屑事例仅仅是冰山之一角。这一点，做过语文教师的我可谓感触良多。
十几年前，我在一家技校教书，教材是劳动部有关机构指定的，水平相当于高一程度，里面有的篇目是为让学生熟悉文体知识而选。记得讲到小小说时，课本选用了七八十年代曾在北京晚报获奖的作品。老实说，课文选得很差，既无文采，也没有鲜明的小小说特色。只不过因为有修自行车做好事的情节，估计选课文的人是出于“教书育人”的多重考虑将其纳入的。但客观地讲，故事那么老套，别说喜欢新奇的孩子，就是我这个教书匠都不会被感动。技校生又不比高中生，没那么多基础文化课，学生素质差一些，听课很少能做到专注。可他们马上又要走上社会，确实需要老师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尽量多传授一些基本的常识。为了更好地完成大纲，我自选了海明威和芥川龙之介的小小说，刻印出来，作为新的课文给学生讲授，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这也使已写作经年的我，在完成工作之余又有了新的感触：从我上中学直到我教中学、教技校，我们的语文课本一直本着狭碍、说教、压抑孩子欢乐的天性来选择文章，以至于忘了古人给教育制定的基本原则——寓教于乐。
还是在那家学校，有个从上一年级留级下来的女生，刚开学没多久就精神崩溃，由家长领着来退学了。女孩那时已经胡话乱冒，控制不住自己。逮住每个她叫得上名儿来的老师，陈述自己的退学理由。里面涉及前任校长（女的）对她的迫害和前任班主任对她的“骚扰”，还说到了她对“上学无用”这一结果的认识。她质问我的一位女同事：“您以您现在的收入能随便进出某某某饭店吗，您能打的不花钱吗”，那位同事说不能，女孩说：“我就能，因为我只要满足了对方的要求，我就能达到我的目的。那上这个学对我还有什么用？”这孩子在去年刚来学校时还是女生里的尖子，当过副班长！
疯孩子的事对我震动很大。我知道类似这样突发性的“成长中的变故”，不是在每个学校都有，重点高中的生源素质也远比技校高出许多，但女孩说的那些与事实有关的看法却不容每个成年人忽视：那些念头，显然在她尚未发病时已经潜伏在她的脑海里了。这是社会给校园的负面影响，而要命的是，绝大多数的老师和课本除了说教、讲大道理外，并没有能给孩子们提供抵消这些想法的新的论据。相反，老师的说教、课本的乏味，只能在更多时候把孩子们推向社会的光怪陆离……
去年读到一份资料，有专家曾对一些地区的中学教师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心理问卷抽样测试，结果发现有心理问题的教师竟占那次抽样测试的近一半！即便去掉那些偶然性因素，在这个基础上剩下的比例，我认为也是可怕的。因为这背后涉及了太多诸如我们对教师的选材标准、以及学校和社会是如何规范教师、看待教师工作的问题。一个所谓的敬业的、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模范教师”，非常有可能只是个偏执地、连自己的家庭生活都处理不好的人。这种情形，多年以来可能一直是作为先进人物的光辉业绩，被报章传媒予以宣传和表彰。但你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种人性情中的偏执倾向，难道不存在在热情的外表下暗中伤害孩子的可能吗？如果存在这种可能性，怎么预防？印象中传媒这些年爱揭露一些教师体罚学生的恶性案例，但在生存压力越来越大，家长越来越把学校当成“全托”机构，独生子女越来越被宠得自私自利、没规没矩的今天，“适当地体罚”是不是真的就该从现行教育手段中被彻底清除？
当媒体纷纷炒作教师收入得到根本改善的今天，即便大城市的绝大部分中学教师，收入也很难达到一般白领收入的底线。有人甚至觉得这方面的差额教师们可以用办小班、当家教的方式解决。而实际情况则是，如果一位教师对他（她）的本职工作足够认真（这包括——备课、讲课、批改作业、早自习、晚自习、给差生补课、与家长沟通、教学交流和做自我知识更新），他（她）其实是很难有多余的精力去经营自己的“三产”的。何况对于中学教师这个职业而言，“每周五天工作制”的规定始终形同虚设。在这样的前提下，你知道许多学校的管理者——校长是怎么想的吗？他们竟把自己真当成了教师的老板，认为老师们该对自己给他们发工资感恩戴德！一位校长访问日本回来，对他的部下喋喋不休的不是什么先进的教育理念，而是对邻邦教师每次见到校长都要鞠躬这件事赞不绝口……与此同时，在那些关于教育的负面新闻里，我们总能听到有学生因厌学而自杀、有学生因厌学而去犯罪等种种令人心情沉重的消息。
教育怎么了，教育的内容和效力怎么了，教育人的人和被教育的人怎么了……这些疑问，是不是真的被创富时代的溢彩流光和“小资”话题所掩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