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高考出来几件大事，一是群体意义上的——部分地区参加高考的人数下降，二是重庆高考状元少数民族身份造假，还有松原地区大规模作弊。几件事情惹得媒体、民众议论纷纷，其中不乏干脆取消高考，用其他考试形式取而代之的声音。
这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三十二个年头。此项特殊的考试，经过三十年的艰难旅程，已经越来越步履蹒跚，对比曾经带给社会的震撼，高考对当下中国社会的影响依然巨大，但已不可同日而语。
值得关注的是，那些三十几年前或年轻或年长的、从天南地北走入考场从而改变命运的那一代人，现在已经成为社会的最中坚，其中有些人甚至已经开始步入退休年龄，而他们的孩子们，依然在通过这项考试，涂画着自己的人生轨迹。
所以，在2009年4月悄然上映的一部讲述高考的电影，虽然被打上了不讨喜的主旋律印记，却依然感动了两代人。因为不管是怎样的意识形态，不管是怎样的创作初衷，人的命运与体制之间的纠结，在一个没有自我的时代里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实现自我价值，总是令人激动的。特别是孙海英扮演的场部书记老迟，那个把印章拴在自己裤腰带上的农民干部，这一角色，有意无意地展示了中国社会一些真实的游戏规则：底层民众的伦理操守和良善，在大潮流和大权力面前狡黠的、与人为善的智慧。可以说，是老迟的呵护，让这群知青获得了改变命运的机会，这一点，老迟如同他们的父亲。
看完电影我禁不住去遐想这群参加高考的青年们以后的命运：他们上大学，成为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受到重用，从政，经商，下海，经历文艺的热潮和社会风波，结婚，生子，离婚，怀旧，神话，被神话……至于电影中王学兵扮演的那个最终放弃考试的潘志友，不少人叹息他放弃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我忍不住揣测：他其实走了一条更加顺利和稳妥的道路，公社副书记，副县长，市委书记……一路飙升向上，走到权力中心。这一条道路，已经被人实践过。
有趣的是，当下，更迫切需要改变命运的，反而不是已经走进权力之门的潘志友们。其实，高考，无论是曾经的神圣，还是今天饱受争议或者将来渐渐清冷，其核心的价值都没有变化，那就是“改变”，对每个穿越高考之门的个体命运的改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每个人都被迫成为螺丝钉的时代，“改变”的魔力显得尤为珍贵。
问题是，今天的高考，还能不能改变人的命运？
实际上，高考人数缩减的现实，以及重庆状元民族身份造假的事件，都在显示着同一件事：寻常百姓，高考改变自己命运的空间已经被大大压缩了。
中国人，无论市民还是农民，从来不笨，他们往往能从诸多现行制度中寻找出最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所以，当高考人数出现缩减，当中职教育连年火爆，我更倾向于认为这并非人口政策的结果，而是群体、尤其是底层群体作出的最务实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制造这一选择的原因，不外乎是高昂的学费、毕业即失业的现实。
上述两点原因，对重庆状元来说，显然不是问题，我们可以注意到他的家庭出身，父亲是所在县招生办公室主任，母亲是当地组织部副部长，在一个小县城，这样的家世，可谓显赫。即使其父母都是清正廉洁的公务员，按照当今社会的财富分配方式，也足以让他不用为高昂的学费而忧心，至于毕业后的就业，恐怕也比一般百姓子弟更有资源优势。
中国文化中常有纨绔子弟的说法，这一说法的对立面却是耕读世家，在我看来实际上是一回事，差异在于同属子弟梯队的选择不同。重庆状元事件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揭示出某个特殊阶层在本身已经拥有优越教育条件的背景下，通过权力，造成了事实上优质教育资源的一种垄断，而优质教育资源的垄断，对于一个生活在基尼系数不断攀升、贫富差距日渐拉大的中国的百姓子弟们，究竟意味着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
高考既然已经无力改变普通人的命运，光环自然随之褪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