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7日，甘肃肃南县在文物普查中发现了大面积的“大跃进”时期土法炼钢炉群。据该县文物局工作人员初步考证，该土法炼钢炉群可能是目前全国面积最大、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的。据悉，目前该炼钢炉遗址已被肃南县人民政府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并被列入第七批国保单位申报推荐名单。
看照片，山坡上几处像碉堡一样的建筑一字形排列，张着空洞黑暗的大口，在黄土地上，凝固成永恒的雕塑，无论现代的还是后现代的美学，都掩饰不住背后的丑陋。不知到时间足够久远之后，这些成为“文物”的当年狂热，能否被我们后人所理解。
且不用说我们的后人，就是我们自己，甚至那些亲身经历过的人们，冷静下来想想，也觉得荒谬。问题在于，这样一件荒谬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甚至从此引申出一幕幕更为荒谬的民族悲剧和文化浩劫？是什么叫一个民族丧失了理智？
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被认为是“大跃进”运动发动的标志，而在1958年8月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全国掀起了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高潮。
历史的叙述，特别是最近这几十年的叙述，既繁杂又简单，繁杂的是浓墨重彩，花大力气去描摹，简单是历史叙事，细节尤其缺乏。所以，今天我们回顾那段历史，不妨把心思放在每一个微小的步骤上面，去审视这一条荒唐的路径，究竟是怎么一步步走成的。
回到历史细节，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步走来，总是那么纠结，每一步走来，总有一些人想尽办法想踩下刹车，想尽办法，将这列越来越疯狂的列车逼停，可惜，一切努力最终徒劳，但我们今天不妨记住这些人的名字，刘少奇，邓子恢，周恩来，陈云……不管此后他们命运如何，那个时期，他们是称职的领导人。
针对那段历史，专家们进行了种种总结，按照他们的说法，促成这一事件的，是一系列复杂的因素。首先，在当时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有一种紧迫感，中国的经济建设就不能按部就班以一般的速度前进，就必须有一个打破常规的经济建设的“大跃进”。另一方面，中苏两党关系的非正常发展，又刺激了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超英赶美”的“大跃进”也隐含着“超苏”的动机。其次，在主观因素方面。有学者认为，第一，长期落后挨打的历史与遭受包围封锁的现实，使党的领导人急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第二，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第三，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不切实际地套用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一边倒”的政治政策，也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出现许多弊端，有学者指出，权力过分集中，领导体制缺乏必要的可靠的监督机制。当时这种政治体制的弊端，导致党内民主作风遭到破坏和个人专断作风的形成。也有学者从社会心理、领导人的复杂个性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总之，“大跃进”的发动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更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
问题在于，这些反思，这些深刻见解，恐怕都有意无意忽略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命运究竟该由谁主宰？中国的发展该走什么道路究竟由谁来决定？
那个时代是我们遗忘常识的开始。
什么是常识？常识何以能够存在？这些问题，都足以叫我们沉思很长的时间。但起码，经历过那个时代以后，我们可以确定一点，常识的获得与每个人自由表达，与充分讨论乃至争论之后的共识以及每个人自由决定命运的权利相关。没有这些，我们依然还是远离常识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