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待问题的另一种方式（非常流行）是把澳门看作是一个最小的实体 与香港、台湾和大中华区的海外华人社会相比(10)。这种聚焦唤起了不同的回声，无论是在新加坡、台湾，还是在澳门，毫无疑问，与邻近的广东类似，澳门华人当中长期存在的、跨境的语言、文化和家庭纽带，以及澳门和香港“同胞”的海外华人投资（尤其是在广东的珠海及邻县）的动态化影响，当它遇到资本流动的时候，都不得不让位于一种近似于实际上的“无边界国家”的经济地方主义的新感觉。
有人觉得，澳门与中国有着共同的史学传统，但这种感觉在澳门尚没有被普遍接受，无论如何，至少在古典研究的领域之外是这样。倒不是中文著述忽略了澳门；事实上，早在19世纪末，在中国的改革家和激进分子手中，中文媒体就已经深深根植于澳门，并具有了一种政治品格，但是，其关注的目标是中国本身的政治变革(11)。葡萄牙的秘密警察负责维持澳门的现状不出问题，至少是不公开找麻烦。然而，现如今，占优势的汉人世界观对本土解释所发起挑战属于不同的口径(12)。除了政治需要之外，纯粹的人口统计学数据也使人想到，事情就是如此，尤其是当移民在土生葡人的身上打下其标记的时候 他们是葡萄牙－天主教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只不过与宗主国葡萄牙人比起来数量相对较少。
在澳门历史的书写中，你还会意识到，其作为一个商贸、艺术、宗教和文化之地，这个城邦自身的内在动力，还有它对地方史的特殊贡献。本书的主要论点是：澳门人民 葡萄牙人、土生葡人和华人 不仅在文化艺术方面，而且在政治制度领域，都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贡献和馈赠，忠诚议会就是其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例证。(13)
在澳门的审查制度以及政治与教会干涉的历史上，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学术自由，从未有过这样的研究兴趣，而且 多亏了澳门历史档案馆 从未有过这样的便利，能够轻易获取必不可少的原始资料。因为所有这些理由，所以尚留有空间和机会，使得我们能够做出相应的努力，用英语记述澳门法律、政治和经济的历史。
澳门史主要的成文原始资料如何呢？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这些材料也经历了时间的兴衰变迁。据当地人说 没有理由怀疑 涉及澳门早期历史的重要历史文献，都在1835年那场摧毁圣保禄教堂的大火中化为灰烬。龙思泰 多亏了萨拉依瓦主教的帮助，他接触过这些文献 通过出版保护了一些文献，另外的都散佚了(14)。说到现代时期，驻澳门的外国使团的记录提供了重要的辅助材料，特别是1842年以后，当葡萄牙驻澳门总督不止一次要求最古老的政治同盟（英葡之间）在动乱时期提供帮助的时候，那些被收进港英当局记录中的文件和报告。在民国时期，澳门葡萄牙政府的社会和政治文献，都被完好地保存在历史档案馆里，尽管红卫兵在1967年袭击了议会图书馆，以及只保留40年的法律，但它们还是为这一时期的文献材料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作为这些文献的陪衬，一方面有各大图书馆和档案馆的遗稿，另一方面还有分散在各处的关于澳门的中文记录，尚待透彻的学术研究。
历史分期
那么，我们如何给澳门的历史分期呢？显然，中国的历史学家看待这个问题，完全不同于葡萄牙的官方版本，传统上，后者总是试图把澳门史看作是葡萄牙国家荣誉的一个方面(15)。事实上，关于确定由澳门相对于中国方面实现的自治的程度，龙思泰的方法非常恰当，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它给出了在起草澳门1999年后的50年过渡期内的基本法上中国所扮演的支配性角色。这样一种方法，让我们看到了三个主要的时期。(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