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3)

第二部用英语写成的关于澳门的著作,要到很多年之后才出现。这就徐萨斯的《历史上的澳门》,1902年在上海出版。此书在澳门颇受欢迎。然而,当徐萨斯于1926年在澳门出版此书第二版的时候,所有印好的书全都被政府查封,并被付之一炬。新增的章节指控葡萄牙当局管理无能,并建议国际联盟接管,从而让地方官员忍无可忍。这一版本幸存下来的寥寥无几。正如1984年牛津大学出版社重印这部著作的导言中所言,《历史上的澳门》依然是用英语写成的唯一一部关于这块葡萄牙殖民地从16世纪草创直至20世纪初的历史(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徐萨斯这部著作的葡萄牙译本,后来在澳门的教育系统中充当了学校的教科书。(6)

正如现代时期的澳门由于缺少一所大学而阻碍了历史研究一样,从跨学科的观点看,私立东亚大学在1981年的建立,给了澳门社会研究一个额外的促进因素。很多关于澳门的历史、文化、经济和制度的现代学术成果,被收录在R.D.克里默所编辑的《澳门:商业和文化之城》一书中,书中所收论文的作者都是东亚大学的教师(从1991年起,这所大学改组为公立澳门大学)。就方法而言,这部著作是折衷主义的和百科全书式的,是一部最有用的澳门历史知识概览。1991年出版了修订版,补充的章节强调了经济转型,修正了第一版中“向后看”的偏见(7)。关于澳门的文献学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就是R.L.埃德蒙兹1989年出版的研究澳门的英语著作的选注(8)。

葡萄牙的政治变革,尤其是1974年导致清算葡萄牙帝国的一系列事件,结合文化上的自豪感,刺激了葡萄牙人和澳门本地作者对澳门历史的研究。在这方面,葡萄牙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根本性的。尽管澳门的文献档案的编纂及出版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但只是到了1980年代,宗主国国内的政治气候使得获取文献资料变得更加容易,在新的前提下、并按照现代路径所进行的文献的重建和重组,为澳门史的研究提供了主要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东方基金会、澳门基金会和澳门文化局所扮演的角色。葡英双语杂志《文化杂志》(RevistadeCultura)为本地高水平的历史研究(与精密复杂的图形复制相匹配),提供了一个重要论坛。杰出的本土历史学家文德泉,连同研究葡萄牙海上帝国的重要学者查尔斯?博克瑟教授,因为各自的澳门史研究,而赢得了令人羡慕的国际声誉,年轻一代的汉语和葡语学者,也给本地的学术研究打上了他们自己的印记(9)。本地文人学士对澳门过去的这种重新审视,对未来当政府资助很可能更加困难、而且更少同情的时候,将是很有用的。

我们由此得出结论,澳门的任何政治史(相对于严格的经济史而言)都必须解释葡萄牙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兴衰变迁。就葡萄牙史而言,这涉及到王国政府时期和共和国时期;就中国史而言,则涉及到明代、清代、民国和共产主义时期。不可避免的是,在澳门,就像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一样,葡萄牙人对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广东的地方当局都十分敏感,而对官员的权力,对遍布珠江三角洲的亲属网络,则充满感激。正如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那样,在澳门历史上的一些关键时刻,澳门的民众抗议,近乎破坏葡萄牙的主权。诸如此类的行动,无论是带有阶级的特征并被经济境况和经济动机所驱使,还是澳门说广东话的多数派对爱国诉求的回应(那些葡萄牙人理解不了“血浓于水”的公理),这样做都是非常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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