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这个会议上国务院研究室还提供了一篇题为《要按客观的经济规律办事》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胡乔木、于光远、马洪三人合作写成的。其中关于要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办事、要明确认识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的需要、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这部分是于光远执笔的，三人讨论后意见一致。关于规律的客观性质是采用于光远一本书中的观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这一部分是马洪写的，胡乔木对整篇做了一些斟酌。
(五)在这个会上还有不少有启发性的发言，姚依林就引用了列宁讲的“在狼群中要学会狼叫”这句话，讲我们今天既然不得不与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就要懂得它们的那一套。
这次国务院务虚会起了开拓视野启发人们思想的作用。我认为，说我们的党正视经济体制中的问题，重视改革，发轫于这次务虚会，未始不可。经济学家接触经济体制改革，并开始思考和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比较早，但一直没有能够引起党和政府最高领导层的重视。在“四人帮”被粉碎前要最高领导层接受改革思想，这当然是做不到的。以前我们也使用过“经济体制改革”的语言，如说改革税收体制、劳动体制、价格体制、物资体制等等，以致有时人们说20多年我们进行了多次体制改革。但是国务院务虚会上讲的改革思想，不是我们以前曾经讲过的那些。
虽然，60年代苏联东欧的经济学家们开始发表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文章，有些国家并且开始了改革的实践。我国也有了自己惨重的教训，有了不再把苏联的体制奉为神明的思想。但在经济体制问题上在性质上开始有新的东西，应该说是始于这次务虚会。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性质上新的东西，才引起最高层中某些领导人的重视。邓小平不必说了，除他和主持这个务虚会的李先念外，叶剑英副主席就特别重视这个务虚会。他听了这次务虚会的情况后，认为这个会开得非常成功。
不过，人们必须承认，那个务虚会上关于改革的思想是很初步的，改革的目标还很低。三中全会公报涉及改革的语言只有：
“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
“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
这一段话讲得很好，而且有一些现在都还没有完全做到。但是在这一段话中，根本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也未涉及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问题，未涉及股份制问题，未涉及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改革、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改革的问题，未涉及在一个国家内同一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各地区可以有多种经济模式的问题。在当时当然不可能提出这些问题。但是如果那时能够在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讲话这个议题时，用比较多的时间来讨论我国的改革开放问题，总可以取得比在公报上所写的更多的内容。但是中央工作会议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有更加迫切的问题需要提出来。因此虽然会上也有一些发言讲到这次国务院务虚会，但并没有去讨论这个务虚会上接触到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由于中央工作会议的出席者参加过这个国务院务虚会的很少，李先念的讲话显得也比较平，华国锋也没有对为什么要讨论这个议题做什么说明，更没有提出要在讨论这个议题时研究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因此会议出席者在讨论这个议题时，往往和第二个议题即关于两年计划合在一起讨论，而且没有讲出多少有关改革开放的内容。公报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文字是起草者根据会上并没有充分展开的意见概括出来的。我认为应该承认公报起草者起了很好的作用。由于公报是三中全会会议参加者正式讨论并且通过的，应该承认它是会议的一项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