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工作会议前举行了一次国务院务虚会，这个会议的参加者是国务院所属的各部、委、局、室以及组等等，也是要求每个单位来一位主要负责人。这也是一个长会，从7月6日开始一直开到9月9日，长达两个多月，由于与会者都是住在北京，可以开会工作两不误，因此不住宾馆，实行上下班的办法，而且基本上只开半天会，星期日休息。这与中央工作会议不同，后者根本没有星期日休息这一条。
务虚会的地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在中南海怀仁堂报告厅，国务院这样的机构有四五十个左右，加上工作人员，会议室里坐有六七十人。那间会议室左右好几排人坐得很满。会议从头至尾由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主持。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等也一直参加。
这个会议的性质是务虚会，不做决定，要求围绕如何加快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自由发言，国务院的经济业务机构都准备了书面发言，发言稿有的署上负责人的姓名，有的没有写上，但都在单位里研究过，是集体的作品。这样的书面发言，开会期间陆续交到会上，各单位都是讲本单位业务范围内的事情、本单位的问题，多数是全面地讲，也有专讲一个问题的。我们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就集体写了一篇文章交卷。
这些书面材料一般都很长，不要求在会上宣读，那样很沉闷，要求提纲挈领地说一下，而且可以离开稿子讲别的。比如姚依林(那时他是财贸小组的，这个组准备的稿子是关于降低粮食价格的，可是发言中心是进口粮食的问题)。讲话可以随便提问题插话，开得很活泼，大家讲了不少见解，讲出了不少改革思想。这样开到9月9日，李先念做了一个总结，把大家的意见做了一番归纳，其中就包括一些改革思想，比方明确地提出要改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改革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国务院务虚会开得大家都很满意，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汇报时，华国锋、叶剑英也认为很好，叶剑英还认为这种务虚会的形式很好，主张再开一个理论务虚会。后来决定开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那一天，除宣布讨论农业问题、两年计划问题之外，还宣布了一个议题：讨论李先念在两个月前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我是那次国务院务虚会的参加者，了解这个会的情况。我认为这个会的确值得重视。
对这个会有好几件至今记忆犹新的事情：
(一)在这个会上对过去经济工作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搞“长官意志”进行了批评；强调了提高人民消费水平的重要性；指出一定要实行按劳分配，重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提醒在经济工作中一定要讲求经济效益，反对不算经济账。
(二)在这个会召开前不久，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和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考察了南斯拉夫。回国后代表团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他们根据考察中了解的情况，提议恢复中南两党之间的关系。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在国务院务虚会上做了介绍。报告认为斯大林企图把苏联经济体制的模式强加给南斯拉夫，被铁托坚决拒绝，但南斯拉夫不失其为社会主义国家，南共不失其为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党。我们过去跟着苏联否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对的。这个报告得到中央批准。访问后我们明确了一个认识：同样都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可以有多种模式。我们认为这一点对于我国是有很大启发的。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的这个报告，在国务院务虚会上受到很大的重视。不过还有人对南斯拉夫是否是社会主义国家有某些怀疑，但大多数人赞同中央批准的代表团的观点。当然南斯拉夫实行的那一套社会自治制度，许多人表示不能接受。代表团也并没有主张要学南斯拉夫，但是我们认为任何国家都不应该盲目照搬别的国家的做法，而应该对他国的经验很好地研究。
(三)在这个国务院务虚会召开之前不久，谷牧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西欧五国，回国后写了一份报告拿到这个务虚会上。这个材料在会上也引起注意。那个报告不再像过去那样，对西方国家的经验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而认为西方国家的好经验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我还记得，谷牧在报告中讲到法国的农场主不能把自己的农场随便传给自己的儿子去经营。为了保证农场经营得好，政府规定，如果儿子要经营父亲的农场，必须在农业学校毕业，而且在毕业之后在不是自己父亲的农场实习两年，取得考核及格的证书才行。这使得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国家有一些很好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