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我们在访问期间，无非就是问到了外国人的环保情况，并没有真正钻研他们在环保方面有什么具体措施，也没有收集一些有价值的数据。但是，我们回来之后，开始了对环保方面的探索。我回国后调到了北京市科技局，任局长。
苏：主要负责哪些项目？
白：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沼气池的开发和应用，一个是开发和推广太阳能。1973、1974年吧，赵紫阳在四川抓沼气，搞得比较普遍。我们马上也抓沼气。当时认为沼气的技术问题少一点，比较好抓，实际的结果表明，沼气也并不简单，它需要相应的化学条件和专业技术人员。开始是大兴县留民营村自己搞了沼气池，一家一户，搞得比较好，很有名。但是后来没有推广成功，为什么呢？因为做得好的地方都是有技术人员在，技术人员一走，沼气也就不行了。
沼气暂时不行，所以我们马上把主要精力转到太阳能。时间应该是1975或1976年，我在局里成立了一个太阳能领导小组，配了6位同志来抓太阳能的研发和推广工作。因为我在中科院工作过，我知道在上世纪50年代，苏联的太阳能研究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科学院于1957、1958年分别派人到苏联科学院动力研究所太阳能研究室学习了两年，这两位同志回国后也没怎么研究太阳能，那时候太阳能并不受重视。这两位是全国仅有的太阳能研究专家，都在国家机关工作。我从七机部挖过来一个，就是龚堡同志，他做得很不错，后来还担任了北京科学院院长。
苏：太阳能项目的效果怎么样？
白：北京的太阳能研究还是取得了不小成绩的。龚堡来了后，我对他说：网罗人才，开展科研。那时候中央机关人才多，我们通过解决这些人才的两地问题，开绿灯把他们的另一半都调来北京安排工作，吸纳了不少人才。从1977年开始筹建，到1979年正式成立北京太阳能研究所，我们从六人发展到了四五十人。
1978年5月，我离开市科技局，调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并参加常委。但我仍然关心科技事业、关心新能源。后来北京市批了资金给太阳能所买地、搞基建。1981年动工，1982年却停了。龚堡写信给胡耀邦，反映太阳能所就3000平米的房子，搞科研用的，还是开发新能源的，搞不懂为什么停工了。胡耀邦很快就把信批给了北京市市长焦若愚，焦市长很快把龚堡找去了解情况，一个星期后又去工地看，他对新能源也很感兴趣，立即指示：开工！1982年底，房子就竣工了。
苏：看来领导们挺支持新能源开发。
白：因为我们是全国第一个太阳能研究所，国家科委也很支持，项目上、?-费上都很支持我们。1982年，我们与西德研究技术部合作了一个项目，也得到包括国家科委在内的许多单位的大力支持。项目是两国在大兴的一个村子搞一个新能源示范村，效果不错。新能源就是沼气、太阳能，我们以前的沼气池都是一家一户、比较小规模的，这次是大规模的沼气池。太阳能就是利用太阳能源转化为民用的光和热供发电取暖用。这个示范村提供了一些技术上的借鉴，北京太阳能所借鉴这里面的一个技术，开发了一个炉子，效率高，没污染，卖得很好。
太阳能所在科研的同时，在生产、推广上费了不少心思，1984年成立了推广部。北京市?-委很支持他们，联系他们给邓小平、聂荣臻两位国家领导人的家里装上了太阳能热水器，给警卫员洗澡用，很方便。那时候这个热水器卖得很好，简直成了印钞机，好几千万的利润啊。
苏；我在不少地方也能看到一些太阳能的产品，现在北京太阳能所的情况怎么样？
白：太阳能所也快30年了，正如改革开放本身，它不断壮大，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也有遗憾，这一技术在北京没有推广开来。有专家说，主要是北京的楼层太高，水上不去。在外地，很多地方却用得很好。
北京太阳能研究所是我国最大的太阳能专业研究开发机构，也是国家新能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重点研究项目的依托单位。“桑普”这一品牌就是这个研究所搞出来的。有个被媒体称为“桑普――中国太阳能第一楼”的办公大楼，是北京市发改委的奥运示范先导项目的一部分，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绿色奥运、科技奥运和人文奥运”提供了良好的范例，也使中国太阳能综合利用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苏：总的说来，您对1978年以来这30年的改革开放有什么感受？
白：1978年5月，我从科技局调到市政府。从我认识的人、接触的人、熟悉的人中，对改革开放这30年，我听到的都是一片赞扬声。为什么是一片赞扬声？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历过“文化大革命”这十年浩劫的，我们这些人从1966年开始低头弯腰，接受批判，组织上不安排工作，思想上极其苦闷，那样的岁月真是不堪回首。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我们非常珍惜这个政治大环境。改革开放给我们国家、社会、人民生活都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我的感觉是我们这些人不仅组织上、思想上自由多了，工作也好做一些了，人和人的关系也好处多了。
（苏峰、徐成吉根据白介夫同志口述及材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