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封信之前还写过两次信
苏峰（以下简称苏）：刘老，您好！您在1975-1978年的遭遇很曲折，很能折射当时的一些情况，请您谈一谈。
刘冰（以下简称刘）：好的。两封信的事情我在《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书中有详细记载，今天简要谈一谈。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对“文革”中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想不通，曾?-给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写过信。第一次是1966年10月写给毛主席的信，没有回音。第二次是1967年2月写给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信由何东昌执笔，我和高沂、胡健、艾知生几次讨论修改，因为高沂当时已调任高教部副部长，所以他没署名，署名的是我、何东昌、胡健和艾知生四人。当时，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一批老帅们在中央会议上?-斥中央文革等人，被中央文革诬为“二月逆流”。我们的信没有得到中央的回答，却被转给了蒯大富等造反派。我们四个也就被打为“清华园的‘二月逆流’”，遭到无休止的残酷批斗。
我是1969年6月1日“解放”的，据说当时毛主席想“解放”一批干部。因清华是毛主席抓的点，5月份清华开大会，宣布“解放”我。6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有一篇文章，标题上没我名字，里面也没明指我，但说的人就是我，报道中说，我是跟资产阶级司令部有密切接触，但还不是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是犯了错误的好人。因此，宣布我“解放”，恢复了我的工作。后来王纯告诉我，说他看了这个消息之后，非常高兴，说：我一看报纸，就知道说的是你，看到你“解放”了，我想我也不远了。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大家都看?-的名字上报纸了没有，上就说明差不多“解放”了。
苏：您“解放”后仍然在清华任党委副书记。
刘：是。此时的清华大学为迟群、谢静宜所操纵。这两位自诩为毛主席的“兵”，先是排挤清华大学的张荣温、刘承能，打倒何东昌、艾知生，后又成为“中央领导”、“批林批孔”的“大红人”。
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叶帅等老同志重掌国家权力。此时的谢静宜炙手可热，先是中央委员，又是人大常委，而迟群却什么都没有。他在清华园里“发了疯”。先是咒骂当选的老同志，然后是躺倒不工作，大剂量吃安眠药睡大觉，醒了之后在床上吸烟，烧坏两床公家的被子。后又到处转悠，把肋骨摔断了。有一次，吃完安眠药，突然不见了，北大、清华出动20多人才在北大的公路边找到他。他还是觉得“憋气”，回到城里的四合院，发火、发?-，摔东西。回到学校后，躲在房子里继续骂娘。白天不出门，晚上把工作人员种的蔬菜都拔掉，不停闹腾。有一次竟闯到全校支部书记会议上乱说话。
揭发迟群、谢静宜的两封信
刘：迟群的“装疯卖傻”、“乱蹦乱跳”，让学校的干部群众思想开始乱起来。这时，驻清华的“支左”军宣队代表、校党委副书记惠宪均以及工宣队代表、校党委副书记柳一安和军代表、党委常委吕方正三位同志决定向毛主席反映迟群的问题。他们信任我，和我一谈，我们四个人就决定联名写信。
苏：这封信是1975年8月13日写的。
刘：是的。主要反映迟群五个方面的问题：有政治野心；毫无党的观念；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任人唯亲，违反党的干部政策；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信写好了，怎么给毛主席？我这次吸取教训了，不敢直接寄给主席，那样会落入谢静宜、毛远新和?-青的手中。如果让主持党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志转交，就一定没问题了！可是怎么给小平同志？
我想起了为人耿直、乐于助人的胡耀邦同志。我和耀邦是在1951年冬认识的，那时他已准备来团中央工作，在他主持的一次大会上，我们认识了。耀邦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时候，我任共青团河南省书记。1953年他点名把我调到团中央。他是一个很坦诚的人，一个爱好学习的领导干部。1969年我恢复工作后，我和胡健也曾去看望他，时间大概是1972年，那时候林彪已?-自我爆炸了。我们俩都是从团中央转到清华工作的，胡健?-在中央团校工作。我们去看胡耀邦同志的时候，他正在看列宁的《论无产阶级的左派幼稚病》，上面很多圈圈点点，做了很多笔记。我就说：“耀邦同志，你真爱学习。”他说：“没事，不看书，干什么？”他还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一次对干部的迫害是最严重的。”他指的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对干部的迫害。然后，耀邦问我：“迟群、谢静宜这两个年轻人怎么样呀？”我说：“这两个年轻人一般。”那时候，其实我对迟、谢已?-有看法，但还不像后来看得那么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