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笔直的马路，插进去一条笔直的不算狭窄的胡同。胡同幽静、深邃，绿荫如盖，树木成列。大树掩映中的一座四合院，很大、很深，有三进瓦房。就在这座四合院后院的三间小西屋里，44岁的萧乾，和比他小17岁的文洁若，平静地开始了他们的夫妻生活。然而，单为悬殊的年龄，以文洁若来说，在那个年代，在那样的社会，在远离文化的文化地带，在传统背景影响下的人的思想、生活与行为方式，以及辐射它们之上的光与色，就都具有着让人窒息的特殊意涵。更不要说萧乾还结过三次婚，拖着一个小男孩，让文洁若的心理上更无形地背着个沉重的“包袱”。
婚前，要过的第一关当然首先是文家，是文洁若的妈妈。
女儿幸福，是她自我意识工程的一部分。听说女儿即将下嫁萧乾，作为母亲的她轻轻叹了口气，说：
“你死去的外公的主张是：宁可让闺女嫁给叫花子，也不嫁给二婚的，何况又有个娃娃。”
文洁若不是受传统腐蚀的人。她对任何传统正统的想法一概嗤之以鼻。她翻出父母当年的结婚照给她妈看，说：
“您瞧，当年您和爸爸是郎才女貌，年龄相当，又都是初婚，婚礼多么隆重。但那是包办婚姻。您能说您的婚姻是美满的吗?”
“你二姐是自由恋爱了，要和有家室的好，结果又怎样?”
文洁若的二姐文树新，是个反封建的女杰，性格活泼，追求革命，向往进步，在孔德学校读书的时候，和孔德学校校长杨晦谈恋爱，１９３４年４月私奔去了上海。杨晦有妻有女，他们的事闹得沸沸扬扬，还上了当时的小报。吴祖光和文洁若的大姐是同学，他告诉文洁若，小报上画的是她二姐骑着一只毛驴，牵驴者正是杨晦，背景是西山。１９３５年，可怜二姐生下一个女儿(名杨江城)后，没几天就病死在医院里。文洁若见妈妈提到二姐，想到她那令人震惊的命运，一时语塞。顿了一下，就又说：
“二姐走的路并不错。她是自由自在地创造自我。她早死是命，并不是因为她选择了这条路。”
母亲没再说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