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之间，即使是在非常时期，也是声息相通，常常相互鼓励支持。靠挥舞拳头呼唤上苍来整理自己的生活，并不那么靠谱。
萧乾负责英文版《人民中国》，专心于对外宣传工作。他因此对内尽可能不去发表自己的意见。作为高级知识分子，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文人，他陆续写了多篇长篇通讯，其中《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广发各地登载”，并“出单行本”，影响甚夥。这样一种政策性的宣传文字，从政治和现实功用角度看，他完成得无可挑剔，影响非常大。
但是，在文学和语言上，萧乾骨子里却很不满意。过去的他，对语言执著而又认真，使用文字考究,“就像作曲家之使用音符”。他认为，表达思想感情的文学语言，内容应溢出字面，跃出字面，要把工夫更多地下在字里行间。
他说：正如一面锣，用它来通知开饭时，当当当，只要敲得响亮就成。可是作为打击乐器使用时，则有时是闷哑的轰鸣，如远处的雷声，或烘托气氛，或描绘心境；有时又淋漓激越可穿云裂石，把听觉引向戏剧的高峰。萧乾感到，像他同时期的一些作家（如钱钟书），1949年后就搁了笔，对此他抱有一种莫大的遗憾。
我呢，50年代不甘寂寞。可以说，从1949年至今，除了被迫停笔的那22年，就一直在写。然而，我变成另一个人了。我提笔根本不敢用自己的语言(卞之琳的《四重奏》用过，就挨了批)。我当时说自己要“向下爬——爬到工农兵中去”，而在语言上，我也一直在向他们靠拢。1949年前，我总是努力用“形象”说话。后来我连比喻语言也不敢用了(1956年的《大象与大纲》是唯一的一次例外)。当时党号召到工农兵中间去。我不但去了(如土改)。我连原来的思维方法都改变了。（1994年5月14日，萧乾给作者的信。）
萧乾在《土地回老家》“附言”中写道：《土地回老家》的意图，是通过农村几个典型人物和几个典型事件，来说明土地改革的基本过程。它不是文艺作品，因为，在这里，创作必须服从报道，人物发展必须服从过程环节。它只是土地改革文件的一种例证。
思想改造要接触实际，服从需要。至于艺术创作、语言，已经不重要了。对于萧乾来说，全民免疫战役已经打响。他需要更为扎实、开敞地踏入主流的行列中去；而他的个人情感生活，同样需要进行修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