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中，有12个专为克格勃人员保留。〔美〕约翰?巴伦：《今日克格勃》，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72页。为了使以该刊记者为掩护的谍报人员符合其身份，《新时代》杂志的主编曾要求他们必须在一年内写出可供发表的文章。在《新时代》刊登的文章中，有30%左右是由苏共中央国际部提供，20%是由外交部供稿。有时，为了完成任务，驻外站的特工会提供笔记和剪报资料，由该刊的编辑撰写成文共同发表。〔美〕约翰·巴伦：《今日克格勃》，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74页。一位克格勃工作人员指出，50%的苏联民航局驻东京办事处人员参与科技情报的搜集。〔美〕杰弗里?里彻逊：《剑与盾 苏联情报与安全机构》，时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76页。
（三）利用商业掩护
商业掩护是苏联谍报掩护中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最早使用的掩护形式之一。十月革命后，西方国家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十分仇视，公开宣称要把它扼杀在摇篮中。但是，在武装干涉失败后，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立即发现，一个巨大的市场出现在它们的面前，在俄罗斯广袤的土地上，蕴藏着无限的商机。曾经访问过苏俄的美国国务院官员艾德温·凯在向国务院的汇报中指出：“对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地区实行封锁和经济孤立的政策，反而会促使俄国出现一个稳固的政权”，相反，“如果布尔什维克控制地区的人民有幸享有经济条件的改善带来的益处的话，他们自己会建立起一个稳定的、适当的社会秩序”〔法〕皮埃尔·德维勒马斯、〔美〕吉特福·迪哈科夫：《格鲁乌 苏军情报部内幕披露》, 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页。。也就是说，西方国家可以指望苏联内部出现变革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因此，发展同苏俄的贸易关系，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关心的头等大事。
苏俄谍报机构充分利用了资本主义国家迫切同苏俄发展贸易关系的愿望，它利用苏俄在国外设立商业代表处的机会，把谍报人员安插在代表处工作人员中，以合法的身份从事活动，同时也使在国外活动的谍报人员能与总部保持联系。在谍报工作刚刚起步的阶段，这一掩护方式极为重要。Viktor Suvorov,Soviet Military Intelligence(London:Grafton Books,1986),p.30.契卡国外处在英国设立了英苏贸易代表处，随后设立了一个贸易掩护组织全俄合作协会（All-Russian Cooperative Society, Arcos）。在与英国关系正常化之前，契卡国外处在英国的谍报活动主要是在全俄合作协会的掩护下进行的。英国内政大臣威廉·乔依逊－希克斯（William Joynson-Hicks）称全俄合作协会是“我曾听说过的最大的、最卑劣的间谍组织”David J.Dallin, Soviet Espionage(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55), p.40.。在中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利用设立在哈尔滨的国家进出口贸易局远东分局，使之成为其设在哈尔滨的情报站。1918－1920年，苏联贸易企业中央联合会哈尔滨办事处的助理会计，就是共产国际的联络员，设立在哈尔滨的苏联合作总社西伯利亚边区联社的负责人，就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在远东享有全权的谍报站长A?波波夫。〔俄〕维克托?乌索夫：《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111页。
格鲁乌也大肆利用商业掩护。特工雅各布·姆拉奇科夫斯基被派往德国开了一个商铺，然后又办了一个工厂。其他特工也自各办了工厂。1921年，这些工厂联合组成了一个名为Wostwag的进出口贸易企业。实际上，当时苏俄的对外贸易尚处于瘫痪境地，许多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