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死如归的抉择
南昌战役过后，太平军改攻长江上游，迅速逼近武汉。江忠源奉令在武汉附近与太平军作战，咸丰三年十月二日夜间，突然奉到圣旨，得知皇上已将他补授安徽巡抚，令他立即驰骋赴任。咸丰告诉他：逆贼已逼近庐州，安徽等着你去照管。
江忠源是第一个从戎以后被封为封疆大吏的湖南书生。他这次受到提拔，是咸丰人事改革的典型事例，对于所有已经投身于这场战争的湖南书生是一个强烈的震动。江忠源本人受宠若惊，觉得皇恩深重，万难报答。他拟折“叩谢天恩”，向皇帝表明志向：如果能够立下战功，战死也不需要抚恤；如果辜负了委任，就是下鼎锅烹煮也在所不辞。此时他心中充塞着一腔悲壮的气概，乐于为提拔他的朝廷献身。
江忠源此时几乎只能以一人之力来报效朝廷，因为他手中根本就没有足以对抗敌军的兵力。曾国藩自咸丰二年年底出任湖南的帮办团练大臣以后，一直对团练乡勇非常积极，但偏偏在这时候，曾大人对乡勇的评价突然降低，更令江忠源有如雪上加霜。他在武昌从两广总督吴文镕手中拿到曾国藩给他的一封来信，曾国藩在信中明确地告诉他：听说乡勇经常求赏闹事，可见他们跟正规军一样，也是靠不住的，所以，他不打算继续招募乡勇。
身处前线的江忠源急于扩充乡勇部队，待在后方的曾国藩却突然顾虑重重，使得江忠源心急如焚。亲身经历告诉他，乡勇不但具有战斗力，而且是忠诚可靠的部队。乡勇闹事，事出有因，只要指挥员多加注意，应当可以避免。如果说正规军和民兵都不可靠，那么朝廷还能依靠什么武装力量呢？他这个安徽巡抚又能带领什么部队作战呢？他重任在肩，无法求助于外省人，只能对家乡人寄予莫大的期望，亟盼湖南的勇队前来增援。他匆匆提笔，给分手不久的郭嵩焘写信，请他回家后立刻赶往长沙，一定要尽力说服曾侍郎尽快增募乡勇。
过了几天，江忠源意识到曾老师并非跟他过不去，而是眼下有些走极端，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他越想越急，直接致信曾国藩，陈述增募乡勇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江忠源给曾国藩打气，此时他转换了角色，已不再是以学生的身份恭谨地讨教，而是以一员老将的身份向曾老师传授经验。他不仅希望曾国藩增募团勇，还指望他牵头统帅湖南团勇，成就剿平太平天国的大业。他似乎已经预见到湖南勇队和曾国藩在这场战争中将要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而他即将把接力棒交到曾国藩手中。
咸丰皇帝现在给了江忠源两个自主权。第一，他可以选择是留在湖北，还是前往更加危险的安徽；第二，他可以决定从湖北带走多少兵力。江忠源选择了牺牲自己，拿性命去赌一赌运气。他决定前往安徽上任，并决定不能削弱武昌现有的兵力，只带他收集的一千四百多名溃兵去安徽上任。他赌的是湖南有无援军到来。倘若湖南有大批团勇来援，他就有了胜算；如果曾老师不助他一把，他就只好为国捐躯了。
江忠源启程前，正式奏调曾国藩所练的六千勇丁增援安徽，咸丰爽快地批准了这个请求。他令曾国藩立即如数选募湖南乡勇，酌配炮械，筹雇船只，亲自率领，驶出洞庭湖，从长江上游迎头截击太平军，肃清江面的敌船。
江忠源从陆路兼程前进，风雨无阻，从湖北的东北角插入安徽。部队抵达安徽霍邱县境内的洪家集时，江忠源忽然咳嗽打喷嚏，寒热交作。第二天带病疾行八十里，晚间到达六安州城，因高烧而头晕目眩。他勉强睁着两眼，对部将音德布说：“我得吃点药才行。部队也已疲惫不堪，不如暂留州城吧。”
到了第三天，探马来报：太平军大将胡以晃于昨日下午进陷舒城，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死在城内。江忠源二话不说，大口喝药，巴不得立即康复。可是服了几天汤药，病势反而加重，一时无法上路。江忠源迷迷糊糊地想道：如果胡以晃从舒城杀到六安，他就留下来，与六安城共存亡；如果敌军从舒城杀往庐州，他就等不到病愈，叫人搀扶着登上轿子，立刻动身去救临时省会。
进入六安的第五天，江忠源热度稍退。布政使刘裕派人送来了巡抚关防和芜湖关的关防。这两个关防此时已成烫手芋头，谁接到手里，保全安徽的责任就落到了谁的肩上。这一天是十一月八日，江忠源捧着官印，微微一笑，说道：“本部院从今天开始，正式接管安徽军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