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自忠、黄维纲正自纳闷，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他会这么轻易放弃么！？肯定不会的。可为什么会突然撤走源源集结于此的大部兵力呢？其中必然别有原因。是他们在这里碰了硬钉子，知道这块地盘不好“吃”，改而想从其它地方下手？要不然就是别的什么地方发生了变故。
这个谜团，很快得到解开。原来是这个时候，日本关东军和苏（联）蒙（古）军发生“贝加尔事件”的冲突，日寇害怕腹背受敌，所以缓和了察东地区紧张局势，对即将由他们发动的新一轮武力进攻来了个紧急刹车，以便先应付与苏蒙军队的冲突。对于这轮新的进攻，它是非不为也是不能耳。
正当二十九军的全体官兵们为他们用自己血肉筑成的“长城”，又一次把侵略者阻挡在疆城之外而自豪时，突然一道命令，使张自忠和所有的二十九军全体官兵震惊了。
他们突然接到一个据说是南京军委会的命令，命令二十九军撤出张北地区，退入河北。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三十
二十九军得到南京军委会命令，要他们撤出张北地区，退入河北。这是怎么一回事？
却原来1935年2月2日，中日双方代表在沽源大滩口，达成了《大滩口约》。
从口约的内容看，日军虽未达到完全占领察东的目的，但仍迫使国民政府放弃沽源县长城以东地区的控制权。
当时日寇为了应付“贝加尔事件”，所以采取了稍为缓冲一下的态度，却不料南京中国政府却表现出如此软弱。这使他们觉得，只要稍为给南京中国政府在军事上施加一点压力，而不一定全部施加武力，便可以逼使其让步，从而使自己获得巨大利益。于是，它便以这种旁敲侧击的办法逐步推进。所以这一年夏天，日寇又接连挑起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逼迫国民政府签订了屈辱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了河北、察哈尔的大部份主权。
根据《秦土协定》，国民党的中央军和东北军及党务、特务机关从河北、平、津撤出；二十九军驻扎张北以北的军队撤出察哈尔省，退出河北。
仗没有打，甚至打了胜仗，却得把大片大片的土地，双手拱送给日寇侵略者。张自忠想不明白，手下的将领们想不明白，二十九军的士兵们更想不明白。但身为军人，所受教育，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没有办法，只有按军令撤退。
二十九军南撤的一天，部队整装向南出发。许多百姓，携儿带女，驾着大车，推着小车，吆着毛驴，挑着担儿，也跟着队伍向南逃难。队伍走了，日本鬼子和二鬼子就会来，他们不愿当亡国奴呀！
那些走不了的百姓，站在道旁，流着泪，前来送自己的军队。
看见队伍来了，他（她）们跪在道旁，流着泪哭喊着：“你们不能走哇！”
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大爷，跪在张自忠面前，抱住他的腿哭道：“张师长，你们走了，我们怎么办呀！？”
张自忠也流泪了，他跪下来，扶起老大爷。然后爬到一个高台上，他含着眼泪抱拳对跪着的父老乡亲们道：“乡亲们！大家请起来吧！老实说，我张自忠和手下弟兄们也不愿走，不想丢下这里的父老乡亲们走啊！我们也愿意和大家一道，誓死保卫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可是我们是军人，军令难违呀！我们不能不走。我们走后，你们大家暂时到山里去躲避一下吧。我们将来还要回来的。”
他跪下来，向乡亲们磕了一个头。
随同他出发的官兵们，见师长跪下磕头告别乡亲，他们也都哭了“哗！”全都跪下来，对着送别父老乡亲们磕了一个头。齐声道：“我们发誓，我们一定要打回来！”这些钢铁汉子，在战场上流血流汗，可都没有流下一滴眼泪啊！
张自忠咬咬牙，抹去眼泪站起身来，发出命令：“出发！”
部队迈着沉重的脚步向南撤走了。张自忠走在队伍的后面，他的心，像铅一般沉重，走出很远，他回头望去，那些送别的乡亲们，却像失了魂地仍然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远去的队伍，妇女和孩子们的哭声尚隐隐可闻。
张自忠此时的心，也在紧缩着，绞痛着。
不知是哪一位军官在前面起了一个头，唱起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
整个队伍齐声唱了起来。那歌声是那样的悲壮，抒发着二十九军官兵的此时的悲壮心情。
1935年4月9日，国民政府授予张自忠中将军衔。
其实1927年底张自忠任师长时，已是实授中将衔。鉴于各系军队编制军衔混乱，1935 年国民政府对全国陆军实行统一授衔并予确认。
6月，张自忠受命兼任张家口警备司令，负责维护察哈尔省治安。
张北事件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十分担心二十九军与日军发生磨擦，引起中日战争，便于1935年6月18日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务，企图再次调二十九军南下剿共。
宋哲元一气之下，回到天津寓所养起“病”来，遗缺由秦德纯代理；察省军政事务则由张自忠代理。
在成都蒋介石曾几次电召宋哲元赴蓉一晤，宋哲元均推病不往，以表示心中的怨尤。
蒋介石无奈，只好派建设委员会委员魏道明及夫人郑毓秀以旅游为名，来察哈尔会见二十九军将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