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自忠、冯治安在与魏、郑会晤时，坚决地表示了保卫华北的决心。
冯治安遥指长城说：“每念八千兄弟血洒长城，恨不能即举大刀杀向鬼子，复我河山。人在华北在。”
张自忠：“很对。这就是我们二十九军全体官兵的态度。此言可对天言。”
不久，蒋介石在庐山电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上山，对秦德纯面授机宜。
蒋介石指示秦德纯：“日本是实行侵略的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是华北。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 ，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开战。因此拟将维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军长负责。务须忍辱负重，委屈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军长在北方维持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越大。只要在不防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此事仅可密报宋军长，勿向任何人道为要。”
秦德纯返回天津，即密报宋哲元，按蒋介石的密令，谨秘进行。
7月15日，张宗衡等人从南京中央军校高教班毕业归来，到张家口向张自忠汇报。
张自忠问道：“你到南京听到过中央对抗日有什么主张吗？”
张宗衡道：“察东事件发生后，我们向学校当局要求返防抗日，未准。蒋介石、汪精卫参加军校扩大纪念周。汪讲话：‘抗日不是一人一家的事，是关系民族、国家存亡的大事，所以不能轻举妄动。’还说：‘我们不是不抗日，抗日需要准备，准备需要时间，敌人不会给我们时间准备。我们争取和平，就是准备抗战。能准备多少算多少。’”
张自忠听罢很气愤地说：“不错，这是国家的大事。我们要准备，可是敌人让你准备吗？我们可也不能老说准备啊！别人已动手狠狠揍你了，已经把你打的鼻青脸肿，你不还手，还对他说，别忙，我还没准备好，等我准备好了再还手！？要是我自己事，早已和鬼子拼老命了！”
《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两个卖国屈辱的协定达成，使日本帝国主义从冀察两省驱逐国民党和东北军势力的企图得以实现，获得成功，使华北局部出现真空化。紧接着日本侵略者着手策划华北地区“傀儡化”。
他们指使浪人，纠合汉奸、流氓，发动武装暴乱，制造要求“自治”的“民意”气氛。又派人游说原北洋军领袖和华北各省首脑，如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傅作义、商震等，策动他们出面倡导“自治”。
6月26日，以汉奸政客白坚武为首的汉奸、匪徒数百人，在日军的唆使下，在天津发动武装暴乱，并且悍然攻打北平。此事最终被平下去，只是一场虚惊。
宋哲元便抓住这个时机，作出进军北平的决策。他派肖振瀛出面，向北平军委会代理主任鲍文樾建议，抽调二十九军一部开入北平加强防务。当即得到鲍的同意。
在短短的几天里，二十九军迅速控制了北平所有要地，造成了占据北平的既成事实。
宋哲元的这一举措，完全是从二十九军的生存出路着眼，从以后的事实发展情况来看，应该说也是为了避免平、津及华北落入汉奸手中。
在中央军、东北军都已被日军驱逐出华北的形势下，蒋介石只好承认这一既成的事实，于8月28日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这样一来，二十九军不仅驻军冀察两省，而且控制平、津两市，再次化险为夷，实现了驻华北的目的。宋哲元也一跃成为华北首屈一脂的实力派。
11月25日，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作为日寇的侵华政策的“华北自治运动”的第一个傀儡产物出笼。从此;冀东22县沦为日本殖民地。但是日本这一步侵略目标是华北，自然不会以这冀东22县为满足。为此，它继续对蒋介石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派遣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继续对宋哲元进行策动。旨在建立一个比殷汝耕政权更大的亲日机构。
他们认为宋哲元的实力在华北最强，能把他说过来，自然华北大局可定。
蒋介石此时为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正全力向江西等地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发动“围剿”，不愿在这个时候对日进行全面战争，以免腹背受敌。所以极力想通过华北这个缓冲地带，既满足了日本侵略野心，又可缓和稳定局势，保持中日的“和平”，全力剿共。那么宋哲元是可以缓冲日、蒋矛盾的力量。
宋哲元也从二十九军的生存出发考虑，根据肖振瀛等人的建议，趁机利用日蒋矛盾，谋求生存与发展的机会。
蒋介石根据实际情况，不得不同意利用宋哲元在华北缓冲1个时期。12月11日，国民政府经日方同意，任命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18日，政委会成立，辖区包括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委员会委员共17人，主要由二十九军将领、东北军人士和亲日派3部份人员组成。
二十九军方面，除宋哲元外，还有张自忠、石敬亭、秦德纯、肖振瀛任委员。
为反对华北“自治”，反对设立变相“自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等地爱国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舆论界发出了“取消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出卖华北”的强烈呼声，甚至连国民党内部也有人认为宋哲元勾结日本，降敌辱国，罪无可逭，建议政府严办。但后来事实发展证明，宋哲元与殷汝耕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是地道的汉奸卖国贼，而宋哲元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目的在于谋求二十九军的生存与发展，其爱国立场和民族气节未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