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华尔街的多年经验已经让我领悟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当金融机构要死的时候，它们会死得非常快。
如果贝尔斯登的问题只是它自身的问题，我们或许已经任由它灭亡。但我们知道，贝尔斯登的失败将让其他有类似麻烦的金融机构的命运也画上问号。
在整个过程中，市场始终在试探我们的底牌。客户和交易伙伴准备逃离；如果我们无所作为，贝尔斯登将要土崩瓦解。
■2008年3月13日，星期四
对于3月13日那个星期四的早晨在国家记者俱乐部的那次演讲，我其实并不期待。
我的目的是公布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对金融危机的一项研究成果，并就房贷的产生和证券化、信用评级机构和诸如信用违约掉期之类的场外衍生品等各个领域提出政策建议。我们自2007年8月份以来一直在与巴塞尔的金融稳定论坛（FinancialStabilityForum）紧密合作，认真地研究这些问题。金融稳定论坛计划在4月份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上公布它的对策。
但演讲的时机实在是糟糕。在眼前的危机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妄谈防范未来危机的措施，似乎为时尚早。尽管我很想取消那次演讲，但我担心一旦演讲取消，市场将会嗅到血腥味道。
那一天，我心不在焉地匆匆完成了我的简评，迫不及待地想回到我的办公室。我们刚刚度过了一个艰难的星期。市场状况急转直下，不断下跌的房价继续拖累着房贷类证券的价值，引发了更多的损失和大范围的保证金短缺。金融股一蹶不振，CDS息差（也就是防范投资银行的债券发生违约和降级事件的保险成本）创下了新高。银行不愿彼此拆借。在上一个周末，巴塞尔刚刚举行了一次银行业大会，蒂姆·盖特纳告诉我，欧洲的官员们都担心危机正在加剧。这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印证了我从许多欧洲银行家那里了解到的情况。
压力最大的公司是贝尔斯登。从3月3日那个星期一到3月10日的下一个星期一，贝尔斯登的股价从7732美元下跌至623美元，而它的每1000万美元债券的保险成本则从316000美元飙升到619000美元，几乎翻倍。其他投资银行的日子也不好过。同一时期内，同样重仓持有住宅抵押贷款和不动产的倒数第二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目睹它的债券的CDS价格从228000美元上升到了398000美元。就在一年以前，这两家投行的CDS价格还只是现在的一个零头——大约35000美元。
在我发表讲话之前的那个星期二，美联储动用了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定期证券借贷工具（TermSecuritiesLendingFacility，TSLF）。根据这一计划，联储可以以联邦政府机构债和3A级房贷支持证券为抵押，将价值2000亿美元之多的国债借给银行，银行继而可以以这些国债为担保进行融资。至关重要的是，美联储将贷款期限从1天延长到了28天，而且这一工具不仅仅适用于商业银行，而是向所有的政府债券一级经销商开放——包括承销财政债券的大投资银行。
我对美联储的决策感到欣慰，因为这将使银行和投行得以依靠原本没人愿意购买的证券借到钱。我也希望这一大胆的举措能够使市场平静下来。但事实恰恰相反。在市场草木皆兵的恐慌情绪下，有些人反而认定这一举动验证了他们最大的担心：形势一定已经变得非常严峻，才让美联储被迫使出了这样史无前例的手段。
星期四，爆出嫖娼丑闻的埃利奥特·斯皮策在经历了两天两夜的新闻轰炸之后，宣布辞去纽约州州长一职，这让大多数美国人的注意力暂时脱离了金融市场的动荡。我知道华尔街的很多人都对斯皮策的下场拍手相庆，但我只有一种震惊和悲哀的感觉。不久之前烧烤晚宴上的那个看起来无忧无虑的斯皮策似乎已经成了永远的过去。 我公务缠身，无暇细想斯皮策的不幸。我不仅要准备我自己的讲话，还要帮布什总统准备他的一次演讲。他的演讲安排在星期五，地点是纽约的经济俱乐部（EconomicClub）。总统希望借此机会表达政府的坚定决心，提振国人的信心。对于讲话的内容，我们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达成了一致，除了一个关键点——我建议他不要说出我们“不会去救援谁”这样的字眼。
总统说，“我们确实不会去救援谁，不是吗？”
我告诉他我也认为不会，而且救援行动是我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
但我补充说：“总统先生，问题在于整个系统太过脆弱，假如某个金融机构面临绝境，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会被迫做些什么。”
***
星期四那天，当我于上午10点钟站在国家记者俱乐部的讲台上时，我心中非常明白，我们现在的金融系统在过度的杠杆和房市风暴的侵蚀之下已经无力再经受一次沉重的打击。
面对满满一屋子不知疲倦的记者，我解释了危机的起因。我们都知道直接的导火索是低质量的次级贷款，但我指出，对于蔓延整个企业界和消费信贷市场的标准退化的现象来说，次贷仅仅是冰山的一角。多年来的经济繁荣和充裕的流动性致使投资者们开始盲目追求高收益，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都对各种各样的风险视若无睹。
对于如何更好地管理风险并抑制过度的复杂性，我们给出了很多建议，其中一条是，我们呼吁联邦和州政府当局加强对房贷机构的监管，包括对房贷经纪商制定全国性的行业准入标准。我们还建议改革信用评级程序，特别是对结构性产品的信用评级。我们呼吁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发行者们就他们对背后的支持资产所作的尽职调查作出更为详细的披露。我们还建议对场外衍生品市场作出一系列的全面改善。
我结束演讲之后便匆匆赶回了财政部大楼。我刚刚踏进办公室，鲍勃·斯蒂尔便冲了进来。鲍勃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专业典范，几乎永远都是一副乐天派的样子。但那一天，他的表情异常冷峻。
“我今天上午跟罗德金·科恩谈过，”他说。罗德金·科恩就是贝尔斯登的法律顾问，一个杰出的银行业律师。“贝尔斯登有流动性问题。我们正试着了解更多的情况。”
没等鲍勃说完，我就知道贝尔斯登已经必死无疑。一旦流动性问题传了出去，贝尔斯登的客户们就会撤走资金，融资源泉就会瞬间蒸发。我在华尔街的多年经验已经让我领悟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当金融机构要死的时候，它们会死得非常快。
“一切将在几天内结束。”我说。
我强力克制着惊惧，打起精神。不管我们要做些什么，我们都必须迅速行动起来。
***
危机看似是在一夜之间降临的，但贝尔斯登的困境却并不是什么意外。它是五大投资银行中最小的一个，排在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和雷曼兄弟之后。尽管贝尔斯登并没有像其他几个竞争者那样公布巨额的亏损，但它所持有的大量债券和住宅抵押贷款令它异常脆弱。早在上一个夏天，贝尔斯登便被迫关闭了两个大量投资于担保债务凭证的对冲基金，成为金融危机最早的征兆之一。自那以来，贝尔斯登更是每况愈下。
尽管如此，我也知道贝尔斯登是一家争强好胜、特立独行的公司：1998年时，华尔街上唯有它拒绝帮助拯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贝尔斯登的人都是生存专家。他们似乎永远都有办法摆脱麻烦。
在此前的几个月里，我和鲍勃·斯蒂尔一直在敦促贝尔斯登以及其他许多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通过融资来改善流动性状况。包括美林和摩根士丹利在内，有些银行已经从外国政府的主权财富基金之类的外部投资者那里融到了数十亿美元。贝尔斯登也与几个投资者谈过，但最终仅仅与中国的中信证券达成了双方相互投资10亿美元的协议。这一交易并不能满足贝尔斯登之需，而且不管怎么说，交易还没有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