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压力之下，投资银行比商业银行更加脆弱。在美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两者之间并没有实质区别。但1929年的大崩盘改变了这一点。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改革法案，通过控制投机行为和利益冲突来保护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案》禁止储蓄机构从事当时被视做高风险业务的证券承销业务。此后的许多年中，更为保守的商业银行做的是储蓄和贷款业务，而更具冒险性的投资银行以证券的承销、销售和交易为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的界限逐渐模糊，直到国会于1999年重新允许两者自由涉猎对方的业务。一股并购浪潮由此掀起，在2008年抢尽镜头的这些巨型的金融服务企业随之诞生。
但监管并没有跟上时事变化的步伐。监管主体太过分散，而且缺乏足够的实力和权力。这正是财政部力求设计一个新的监管结构的原因之一。
商业银行的安全保障要强于投资银行：当碰到了麻烦，商业银行可以求助于联邦储备系统，也就是它们的最后贷款人。即使这不成功，政府也可能介入，接管银行，把它置于破产管理之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可以掌握银行资产的控制权，承担银行的债务，循序渐进地停业清算或将银行卖掉，保护整个金融系统。
相比之下，尽管杠杆水平极高的投资银行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管辖之下，而且遵循着比商业银行更为严格的会计标准，但政府在一家投资银行要倒闭的时候却无能为力——即使这样的倒闭会带来系统性的风险。美联储没有什么工具可以让投资银行借以融资，证券交易委员会又不是个贷款机构，无法激发市场的信心。在大型、全球型、盘根错节的金融机构大行其道的当今世界，像贝尔斯登这样的某一家投资银行的倒闭就可能引发一场惊天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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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星期四的上午，鲍勃·斯蒂尔刚刚离开我的办公室，我便急风骤雨般地打了很多个电话，第一个便打往了白宫。接下来我打给了正焦虑万分的蒂姆·盖特纳，他保证会密切关注贝尔斯登的状况。他问我是否与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考克斯谈过。
我联系到了身在亚特兰大的考克斯。尽管贝尔斯登这个名字已经失去了光彩，考克斯依然认为它是一家好公司，可以成为一个绝佳的收购目标，而且应该能在30天之内找到买家。他已经与贝尔斯登的CEO艾伦·施瓦茨谈过，施瓦茨表示他还拥有许多无负担的抵押品——他需要的只是一个提供抵押贷款的人。
布什总统很快就打来了电话，我向他解释了贝尔斯登的现状，也分析了贝尔斯登的覆灭可能给市场和整个经济带来的后果。总统很快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问我是否能为这家倒霉的公司找到一个买家。我回答说我不知道，但我们正在考虑所有可能的选择。
“这回要来真的了，”我总结说，“我们有可能看到一家公司倒闭。我们必须拼尽全力了。”
那天下午，斯蒂尔找到了我，商议之后，我们都认为他应该飞去纽约参加他女儿的21岁生日晚宴。他在纽约也可以工作，而且，纽约也有可能会需要他。事实证明，他前往纽约真是一件意外的幸事。他在下午6点左右抵达，立刻就接到了来自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贝尔斯登官员的无数电话，以至于他在威斯切斯特县机场（WestchesterCountyAirport）的一间会议室里打了足足两个小时的电话。他差一点连女儿生日晚宴的饭后甜点都没有赶上。
当我回到家中，我心中充满了不祥之感。那是星期四的晚上，所以最新一期的《体育画报》已经送到。温迪总是把这本杂志为我留在床头，就在我翻着画报，试图放松一下的时候，电话响了，是鲍勃从威斯切斯特机场打来的。他告诉我，形势危急，我需要于当晚8点左右与本·伯南克、克里斯·考克斯、蒂姆·盖特纳和他们的下属要员开一个电话会议。对贝尔斯登来说，那是险恶的一天。他们的贷款人和机构经纪业务客户正在飞快地逃离，以至于公司向证券交易委员会坦言，如果没有解决办法，它只能在次日一早申请破产。我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贝尔斯登的破产可能引发多米诺效应，把其他一些无力偿债的问题银行也拖下水。但我们并不清楚我们如何才能阻止这一灾难的发生。形势万分紧急，但我们却没有一目了然的答案。
我们讨论了采取防御性措施的可能性。美联储正在考虑给市场注入充裕的流动性，或者用蒂姆的话说，“给跑道铺上防火泡沫。”但在局势如此脆弱不堪的情况下，我怀疑贝尔斯登一旦轰然倒下，我们是否还有办法去稳定市场。
我们约定次日一早的第一件事就是再度交换意见。蒂姆说：“我的队伍将通宵工作。”他的人将研究贝尔斯登的倒闭将如何影响金融系统的根基——抵押贷款、衍生品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市场，正是这些市场构成了金融市场的那个隐性但却至关重要的“管道系统”。从这一刻开始，直至此后的整个危机过程，美联储（还有财政部）的队伍还将一次次地面临金融系统的生死关头，度过许许多多个不眠之夜。
我也难以入睡。我心急火燎，焦虑不安，辗转反侧。我无法不去联想贝尔斯登倒闭的后果。我担心资产负债表的状况，担心CDS市场透明度的缺乏，担心那个盘根错节的每天往来数十亿美元的机构拆借网络在恐慌之下是多么容易土崩瓦解。一幕幕可怕的场景在我脑海中闪过。
所有的金融机构都离不开借贷——离不开它们的债权人的责任。如果债权人开始担心一家银行的偿债能力，它们会拒绝贷款，或索求更多的担保品。如果所有人都在同一时间这样做，金融市场将会瘫痪，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都将没有任何信贷可用。经济活动将会紧缩，甚至崩溃。
近年来，银行的借款规模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但资本充足率却没有相应的提高。导致杠杆水平水涨船高的这些借贷行为有很多是通过回购协议完成的。在回购市场中，银行可以向交易伙伴出售证券以换取现金，并约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以同样的价格将证券买回，并支付这段时间的利息。
许多商业银行持有大量联邦政府承保的零售存款，可以部分上解决它们的融资需求，但投资银行却更加依赖于回购这一类的融资手段。经纪商们也会使用回购协议来融资建立国债、联邦政府机构债、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等各类产品的仓位。金融机构既可以相互之间直接安排回购协议，也可以通过第三方媒介，这些媒介扮演的是管理人和借出证券托管人的角色。摩根大通和纽约梅隆银行这两家银行是这种三方回购业务的龙头。
这个市场已经变得无比庞大——单是三方回购市场在巅峰时期就达到了近275万亿美元的规模。大多数资金都是隔夜拆借的。这意味着那些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尽管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无比复杂而且往往缺乏流动性的资产，但依靠的却是有可能在一瞬间撤走的资金。
在2007年之前的好时光中，这在大多数银行家的眼中似乎都不是个问题。回购被视为一个安全的市场。从技术上说无非就是证券的买卖交易，与抵押贷款没有两样。也就是说，回购市场一直被视为一个安全的领域，直到形势恶化，市场参与者对担保品或是交易伙伴的可靠性丧失了信心——或是对两者都丧失了信心。不管有没有担保，没有人愿意跟一个有可能在第二天就消失的公司做交易。但拒绝与一家公司做生意本身就能将这种恐惧转化为一种自我实现效应。
贝尔斯登的失败损害的不仅仅是它的股东和债券持有人。贝尔斯登还有成百上千的交易伙伴——也就是借给它钱或是与它交易股票、债券、抵押贷款或是其他证券的那些公司。无论这些公司是银行、经纪行、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对冲基金还是州、城市和大企业的养老基金，它们也有自己的无数交易伙伴。如果贝尔斯登有麻烦，所有这些交易伙伴都将争先恐后地回收它们的贷款或是担保品。为了满足支付要求，首先是贝尔斯登，接下来是其他公司，统统都会被迫在任何可能抛售的市场上抛售任何可能抛售的东西——这会压低资产价格，导致更多损失，引发更多的对补充保证金或担保品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