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世界中，海洛因瘾君子对此有些小小的反击。上瘾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增加1万倍的剂量。如果咖啡因耐药性也有相应增长的话，那我们得用上一浴缸的咖啡才能从床上爬起来。但幸运的是，咖啡因耐药性很少会超出原先有效剂量的10倍或15倍。
既然有了耐药力，那么为什么不放弃服用麻醉剂呢？我们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就好了。麻醉剂耐药力的反面是放弃服用麻醉剂造成的难以避免的痛苦。我们的身体可以适应没有麻醉剂的日子，但恢复正常尚需时日。“美国上尉”放弃人工激素后，他的睾丸得要几周的工夫才能长回原样。
服用咖啡因、尼古丁和酒精，都会是这么回事儿。其代价可能是头痛，也可能是因戒酒导致的震颤性谵妄，而这可能危及生命。如果要减少咖啡因或其他麻醉剂的使用，我们都得交一笔退出费，所以一些人可能比其他人更难以戒掉麻醉剂。
一个人消遣，另一人上瘾
伊莎贝拉在一次晚宴上和朋友一起喝了点酒。吃着吃着，她的同伴们有点醉了。他们的谈话变得生气勃勃，情绪也放松了。他们再往杯子加满酒，沉迷于微醺的感觉中。但伊莎贝拉并非如此。一杯酒还没喝完，她就有了“飞红”（fast-flush）反应。她的脸红了，心跳加速，脑袋摇摇晃晃。更糟的是，她很快就觉得想吐。
为什么人们对酒的反应有如此的差异呢？像伊莎贝拉这类“飞红”的人在基因上有所不同，这种差别使一种叫做乙醛的有毒化学物质在体内堆积。我们正常人一点酒下肚以后，身体会跳一种小小的两步舞，把酒精分子处理掉，把它们从醉人的形式变成无毒的原子。
伊莎贝拉的身体很熟练地开始了对酒精的正常分解，但她天生存在一种基因缺陷，不能产生一种处理有毒化合物的酶。酒精分子一个个受到处理，但不是由合适的机器进行的，结果造成有毒的乙醛的聚积，因此产生了“飞红”反应。
在伊莎贝拉身上出错的酶叫做乙醛脱氢酶（aldehydedehydr-ogenase），至少一半亚洲人有同样的基因错误。但是等一等，也许我们应该把这个错误称为“天赐分子”。在一项对1300个日本嗜酒者的研究中，猜猜其中有多少“飞红”的人？一个也没有。虽然有一半日本人“飞红”，但是在嗜酒者中没有一个这样。他们基因代码中一点小小的变化帮他们抵制住了酒精的诱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