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一些规定其实已经名存实亡。清朝地方官吏由于俸禄微薄，要想过体面的生活，多少就得利用职权，靠贪污受贿、敲诈勒索和收受礼金等来获得。外商们身上有钱，早已摸准官员受贿的脉门而灵活地应对以上规则――除了“禀帖”须通过行商转递这一弹性较小的外交政策之外。
另一项在今天看来对外商不近人情的限制，是严禁他们携带女性进入广州――无论是妻女，还是情妇。不过，对外商来说，当时的这条禁令并不难找到替代。一些散布在珠江边的有名的水上妓院――“花船”，虽然禁止外国人出入，但冒险前往者时有所闻，从“花船”私带妓女到夷馆，也并非个例。官府的文件说：“如有不肖男息为外人仆役，引外人擅离夷馆饮酒、狎妓，或趁夜携妓回夷馆者，巡逻、更夫及捕快均可逮捕之。”然而，这样的规定对于那些赚了大把钞票的水手和外商来说，只是一纸具文而已。
外商们把女家属安置在澳门，在广州的贸易季节结束后，回到澳门团聚。只身远来的欧洲商人，则可找个葡萄牙籍女子或华人情妇销金。这里比广州更方便，也更安全。
我们不知道已满18岁的渣甸初次听到不能随意游逛等有关限制性条规后作何反应，也不清楚他在听到严禁携带女性进入广州的规定时是否觉得可笑。对于终生未娶的渣甸来说，他显然是个事业型的苏格兰人。或许一直接受哥哥赞助上学的他，除了尽职做好随船人员的医护工作外，会更多关心广州的商情，更多注意如何经营自己的配额以获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