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以前很讲究“名分”，因为名分是权力的合法性源泉。比如在一夫多妻制时代，男人有“正室”，还有“偏房”。在名分上，“正室”为尊，“偏房”为卑，元配享有支配侍妾的正当权力。不过实际上，侍妾也可能凭借年轻貌美、受丈夫宠爱而得势，甚至在家庭中取得支配性地位。
我将名分所赋予的权力称为正式权力，将依靠私人关系而获得的权力称为隐权力。妻妾争权只是官场故事的一个隐喻，因为帝王对国家权力的分配，也存在着“正室—偏房”的复式权力结构。我们用“正室”指称以宰相为首的官僚系统，他们在名分上是国家权力的正式代理人；但帝王往往又在正式官僚系统之外，另起炉灶，另立“偏房”，代行权力。
那么，“偏房”是些什么人呢？
《清稗类钞》记录了晚清开明官僚郭嵩焘的一则史论：“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我发现郭氏所列举的与君主“共天下”的历朝人物，绝大部分都可以归入隐权力集团的行列，如西汉之外戚、东汉之太监、唐之后妃、元之番僧、明之宰相（实为内阁大学士）与太监，还有清之胥吏。在名分上，这些人并无治天下的正式权力，只不过凭恃与权力中枢的特殊关系，得以把持权柄、操纵朝政。相对于正式的官僚系统而言，他们就是受宠得势的政治“偏房”。
汉代设“偏房”预政
我们现在都说“皇权专制”，作为对历史的宏观描述，大致不差，但就具体情形而言，自汉代以来，除了少数雄才大略的帝王，君主独揽朝政、乾纲独断的独裁局面其实并不多见，确如郭嵩焘所言：“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
问题在于权力被谁所“分寄”。
如果与宰相共治天下，则是很正常的制度性安排。君主只是国家的主权者与象征，古人认为君王“揽权不必亲细务”；而宰相作为政府首脑，理当“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这是明代之前的正式政制。宋代有一位官员就对皇帝说：“权归人主（皇帝），政出中书（宰相），天下未有不治。”宰相的执政大权由制度赋予，为正统承认，如果君主绕过宰相，直接发号施令，则会被认为违制，用古人的话来说：“不由凤阁鸾台（宰相机构），盖不谓之诏令。”这样的“诏令”甚至会受到臣下的抵制，“凡不由三省（宰相机构）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非正式文件），不足效也”。
是不是古人胆大妄为，敢于对抗皇命呢？不是的。而是君王与宰相自古就有分权，宰相的治权是有制度可依、有传统可循的。因此，对于“西汉与宰相共天下”的权力分治格局，我认为是名正而言顺的，正式的权力制度就是这么安排的。
不正常的是“与外戚共天下”，因为外戚只是皇帝的私亲，虽然身份尊荣显贵，却没有宰相身份，并无“总百官、平庶政”的正式权力，凭什么把持朝政？当然我们知道外戚所恃者，是其与皇室的特殊关系。这种由私人身份与关系网络所孽生的权力，不是正式权力，而是一种制度外的隐权力。
